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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专家撰文探讨“科研经费分配与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多，如何有效管理资金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版围绕“科研经费分配与管理”的话题，约请科技政策与管理方面的学者进行笔谈，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机制、评审制度和分配模式等问题作深入探讨，以期推动相关的改革。
科研经费流失是制度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一个中心城市当科委主任，脑子里经常在想一个问题，科研项目如何找最合适的人来做，科研经费如何用在刀刃上?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在当时是得不到答案的。这几年，有关科研经费的效率问题，议论得很多，甚至海外也在关心这个问题。
近5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实现了每年20%左右的增长，2012年已达到10298亿元，其中财政科技支出5600亿元。按照汇率计算，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投入强度在新兴发展国家中居领先地位。然而，与此相悖的是，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却逐年下降。以科技投入得出的论文产出为例，据ISI公布，这两年全世界有6466名高引文科学家，其中美国4127人，500~100人的依次是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瑞士和荷兰，中国仅 39人。这39人中，香港20人，台湾14人，大陆5人，其中还有2人在美国进修和工作。我国的科研劳动生产率本来就相当低下，从每万名R&D人员国际科技论文数看，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劳动生产率，大致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1/5。从每万名R&D人员发明ZL数量看就更低。每篇论文投入的成本却高于这些国家。一些所谓的研究，既不产生新的知识，对企业也没有帮助，大多数研发人员只是在做模仿跟踪开发工作。近年来，不论是中国科协的调查还是财政部门的审计，以及许多个案研究，都说明我国的科研经费严重流失，真正用于科技开发的比例低，而用在开会、出差、接待上的比例非常高。科研经费的大量流失，是资源分配的制度出了问题。
首先，早有学者指出，我国科技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本质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忽视科技资源的资本属性，以及科技资源主要依靠行政配置的结果;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问题，本质上是“科技资源”向“科技资本”转型。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但是在科技、教育领域，计划体制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科技领域中以行政手段配置为主导的本质基本未改变，从科研项目、基地建设、科研条件到关键材料、关键设备均纳入计划管理。计划的制定，通常由政府部门制定所谓的原则、指导思想、优先领域和项目指南;然后从项目申报、审核、评估、立项、检查、中期评估、监督与管理、项目鉴定验收直至组织推广应用，形成一个长过程的行政管理链。由于现行科技投入分为国家、地方和单位几个层次，形成多部门、多层次构成的纵横交织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因而资源分散，项目低水平重复。这些是造成科技投入效率低下的制度原因，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很少产生具有创造性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也难以推动革命性创新。甚至一些所谓大计划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其次，毫无疑问，只要科技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过度的行政化，必定会带来权力寻租，因而腐败严重。和其他领域一样，科研经费的配置也有不少潜规则：科技经费补贴多少、按多少比例返还，已是公开的秘密;违规干预专家评审、项目立项、经费安排等等，更是行政部门的常态。最近，某省科技厅长和省会城市科技局长双双落马，是这种过度行政化管理导致系统腐败的结果。正如爱因斯坦说的：“只要碰上机会，任何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合适的，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科技腐败是权力腐败的衍生品。现在，在大学和科研单位，最牛的人是能拿到科研项目的，也就是说能搞到钱的人。搞不到项目和钱，科研水平再高也是白搭;能搞到项目和钱，什么都不做甚至没有科研人员都没有关系，可以承包下去。学术腐败和权力腐败结合十分可怕，申报项目时轰轰烈烈，结题时草草收场。一套结题验收的形式走下来，科研单位得到了实惠。行政部门及其官员可以把言过其实甚至子虚乌有的“科研成果”当成政绩。项目承包人和首席科学家有了职务和职称晋升条件。科研投入的不合理，使科研人员忙于拉关系、跑项目，重申报、轻研究，一些科研人员甚至把课题当成“圈钱”的手段。这几年，学术腐败累累曝光，科研人员反映强烈，但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充分重视，说是“零容忍”，实则很容忍，处理普遍过轻，有法不治众的趋势，震惊全国的“汉芯”事件也只是撤了当事人的职务。如果不能有效整治腐败现象，难于建立起诚信制度，必将败坏科研传统和作风，自废“长城”。
再次，发挥第三方评估机构作用不够，政府转变职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近年来，大学评估的行政化，证明弊端甚多，大量造假几成灾难，专家的评估难做到公平、公正。由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评审也是一样，科研经费配置不尽合理，“马太效应”无处不在。一些名人成了科研专业户，常年多个项目，根本不可能亲自研究。中国的院士、“某某学者”为什么成为香饽饽，就是因为能拿到项目，张曙光贿选院士事件揭开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全世界的院士可能都没有中国的院士忙，不少院士据说每年有近百天在飞机上。大学也是这样，有的名校每年几十亿元、近百亿元课题费，效果并不那么好。据对30所“985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实证分析，政府投入比例80%~90%的高校和政府投入 20%~30%的高校产出论文数和ZL数差不多，因为超出科研能力的投入是不会有效果的。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一些不必要权限的退出机制，让科研经费的“主审”从政府官员转移到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和评估专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议”。
最后，科研经费要靠制度监督和科学管理。科研经费逐步从过去的“政府出钱，企业研发”过渡到“企业出钱、政府补贴”的方式，财政的钱主要应该放在技术服务平台上形成竞争态势。科研立项要全程公开透明，接受监督。要建立科研分类评价体系，我曾与科学计量学泰斗布劳温的大弟子讨论过，大学评估要注重学科专业水平和专业能力的评估，而不是放在大学规模、研究生数量上，要建立科研诚信制度包括污点记录。在探索性的研究上，要允许不在“指南”上的偏题、怪题立项。科技创新的源头是科技人员的原始冲动，乔布斯、发明手机的好莱坞演员贝蒂·拉姆就是生动的例子。创新有时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