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如何（科学地）退休？
科学家在退休后依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在本研究领域内继续发光发热。
严格来说，陈晓云（Louis Chen）应该在2005年退休。彼时，这位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数学家刚满65岁，达到该校的官方退休年纪。但是，他担任学校新设的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不过5年的时间，校方希望他继续留任。于是他又被返聘了7年，于2012年正式退休。
退休后的一年半里，他到处旅行，做了膝盖手术。2014年夏，他又一次返校，教了一年研究生课程。
2015年的某一天，陈晓云的教务长请他共进午餐。陈晓云回忆说：“他告诉我，也许我该离开了。”陈晓云一直很乐意退休，但他从未真正脱离学校，他每周都去办公室三四次。“我没办法放弃我的研究，那是我热爱的一份事业。”
2015年7月，陈晓云被授予名誉教授，这份荣誉让他可以享受特殊津贴，继续从事有关概率和统计的研究。他保留了学校邮箱和图书馆的使用权，以及他很享受的 “终身免费停车”。
走自己的路
有多少科学家，就有多少种退休方式——退休方式并无对错之分。许多研究人员希望退休后能够以某种方式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荣誉退休的科学家可以保留实验室、办公室或申请研究经费的资格，以及各式各样的特殊待遇。但是，研究经费并不如之前那么多，研究场地和研究团队一般也需要缩减。
部分科学家退休后选择做些别的事，比如写书或做公益。可以欣然退出全职工作的人表示，为了让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关键是要找好退休后的岗位和安排，并在精神上为这个过渡期做好准备。
全球范围内60岁或以上的人口规模预计会继续上升。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60岁或以上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上升至21%。其中，科学家群体的平均年龄正在快速攀升。以美国为例，从1993年到2010年，美国科学家的平均年龄由45岁上升至48.6岁，并预计会进一步提高。欧洲也呈现出类似趋势。
不同国家的退休规定各不相同。比如，瑞典强制退休年龄是67岁，南非是65岁。美国和加拿大无强制退休年龄限制。
虽然活跃的退休人员和荣誉退休者的相关数据比较缺乏，但2014年一项针对退休的医疗从业者，范围涵盖20个国家或地区的调查显示，许多人在退休后依然在进行教学工作，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或出版过一本书（N. G. De Santo et al. QJM 107, 405–407； 2014）。
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负责教职工发展的助理副校长Amy Strage建议，临近退休的研究人员应尽早开始为退休后的生活和工作做准备。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许多研究选择，需要权衡很多决策。
举例来说，某些大学将退休作为一个可选项目，教职工可以选择分段式退休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兼职的方式逐渐减少自己的研究工作，前提是他们承诺在若干年内的某个时间完全退休。而那些被要求在特定年龄退休的研究人员可以找一些无偿岗位，或者去退休较迟的国家或地区继续工作。
部分退休教职人员会获得荣誉退休的殊荣，但荣誉退休在不同国家和机构意义不尽相同。在某些大学，正教授退休后会在形式上被授予名誉教授的称号。而在另一些大学，这项荣誉只授予杰出研究者。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佛罗里达包容社区中心的副主任Kimberly Read说：“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Read在南佛罗里达大学2016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退休和荣休相关问题，主要围绕一位名誉教授的口述史。
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再到名誉教授可以说是一条完整的学术轨迹。通往名誉教授的晋升通道基本与前几次的晋升无异，由专门的评估委员会评估当事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学校的贡献，最后经主管部门批准通过授予该项荣誉的决定。
有些人把荣誉退休看作是学术桂冠上的最后一羽。另一些人则把此作为继续参与学校工作的承诺。南佛罗里达大学化学系的名誉教授、Read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Dean Martin解释说：“你希望继续为系里做贡献。” 他每天早上都来办公室，工作内容包括做研究、发表论文、指导学生、编辑系里的新闻简报、为系里筹资。
被授予荣誉退休的教授可以和学校保持长期联系。学校不一定会给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但他们通常能使用学校的各种资源，比如健身房、图书馆和电子邮箱。他们还能加入荣休协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参见“保持持久联系”）。不过，他们拿不到工资。
研究经费的获取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各有差异，但荣誉退休以及与大学的关系一般足以让退休研究人员有资格申请经费。“我退休以后更忙了，要写论文，外出参会，还要演讲。不过主要问题还是经费。”南非开普敦大学79岁高龄的荣休数学家George Ellis说。
多年来，Ellis只有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South African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提供的一小笔经费——10万兰特（约合人民币51280元）。这笔经费让他能参加国外会议，邀请国外研究者来访合作。但是，随着基金会受到支出削减的影响，经费也捉襟见肘。Ellis现在只打算参加由主办方支付差旅费的会议。
好在Ellis的研究所需经费和资源都不多。“这些困难并无法阻止你思考、阅读和写作。”他指出。荣休让他能够在系里保留自己的办公室，继续与同事和学生一起工作。
有的研究人员努力维系着实验室的运转。Martin在退休后依然能获得研究经费。但他退休后的工作量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异类，并造成了多次混淆情况。他的经费通常会打入一个研究银行帐户中，但学校好几次都认为他工作不积极，把经费转到了中心帐户。（Martin的院长和系主任已把钱转回他的研究账户。）
但是，很多退休的科学家其实无法像全职时那样保留实验室位置和经费。也许是他们不想再竞争经费，也可能是把位置留给了新的教职工。Strage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退休后的研究人员无法做出学术贡献。他们可以走出实验室，从事一些不太需要实验空间的活动，比如发表演讲、担任客座教学或是做审稿人。
还有一些人找到了新的实验室。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Michael Wuttke为自己安排了一个退休后的研究职位。2015年，65岁的Wuttke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总局退休。但是早在之前几年，他就已经开始认真为退休做打算了。
他在法兰克福森肯贝格研究所与自然历史博物馆安插了“指定志愿者”一职，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与各种化石样本打交道。这些样本来自法兰克福附近的麦塞尔化石遗址（Messel Pit）——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也是他做博士研究的地方。
Wuttke和其他员工享有一样的资源与科学设备。他研究的是从该遗址发现的一种此前未知的青蛙品种，并计划尽快发表相关论文。
团队精神
与曾经领导的团队保持联系，可以让退休后的科学家继续活跃在研究领域内。干细胞内科医生Outi Hovatta在70岁时从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学院退休。虽然瑞典的强制退休年龄是67岁，但是她还是争取以资深教职员的身份继续工作了3年，条件是她的工资从她自己的研究经费里出。3年后，她心满意足地回到位于赫尔辛基的家中。
她把研究组交给一名同事负责，自己则以名誉教授的身份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如今，72岁的Hovatta仍旧与卡罗琳学院的同事通信。同事们认为加上她的名字更容易获得经费，她也会就出版初稿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67岁的Edith Sim是牛津大学和伦敦金斯顿大学的一名退休药理学家和名誉教授，虽然没有了实验室，她的研究之路并没有中断。根据之前收集的、但未发表的数据以及合作者提供的新数据，Sim仍在写论文。不久之前，她和以前的一名学生共同出版了一本书，讲述某些酶如何影响个体对药物的反应。
Sim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包括每周六早上给青少年普及一些科学知识，好让他们决定是否要选择这条路继续深造。Sim在金斯顿大学推出的一项试点项目让青少年可以亲身体验风洞、使用显微镜、采访宇航员。同时，Sim还是英国慈善机构达芙妮·杰克逊信托（Daphne Jackson Trust）的受托人，该机构专门帮助事业中断的科学家重返研究领域。
当然，退休对有些科学家来说并非一件易事。Nancy Schlossberg原本以为退休只是“小事一桩”。1997年，Schlossberg 68岁，已在马里兰大学担任心理咨询师24年，荣誉退休后，她搬到了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她原本希望在那里能有机会继续写作或担任演讲嘉宾。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到萨拉索塔后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她回忆道，“我很震惊。”
Schlossberg不得不给自己创造机会。看到自己的专业知识迎来了重大转折期，她决定开始研究退休生活，并很快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退休的书——《明智退休 快乐退休》（Retire Smart, Retire Happy）（美国心理学协会，2003）。至今，她一共写了三本有关退休的书。
通过退休后从事的研究，Schlossberg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在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州突然无所事事会让人感觉不好。她发现，退休的人必须给自己确立一个新身份。
“在过渡期间，即便是那些你一直想做的事，也会让人心烦意乱。”Schlossberg说，“与寻找新身份最密切相关的是目标感。目标感就是每天早上让你起床的理由。”目标感或新身份无需与之前的职业背景相关。根据Schlossberg对已退休研究人员的采访，退休人士只是需要找到生活的定义。
“你多多少少会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陈晓云说。他收到请他演讲或组织会议的邀请比以前少了，但这没有对他造成特别大的困扰。“我认为你必须接受现实。”他说。
无论如何，陈晓云说自己至少可以随叫随到，陪老朋友吃饭了。还能重拾昔日爱好：歌唱、竖笛和大提琴。
Sim一开始也经历过一番挣扎。作为全职科学家时，她总是去花园寻找慰藉。退休之后，园艺不再给她当初那种逃避感。你需要时间才能重新发现养花弄草的乐趣。现在，她感到退休生活非常好。她说：“习惯了以后，就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很惬意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