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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还是跟风？国家科技奖励路在何方？

2018.7.17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基本上走的是跟踪模仿的道路。在近代科技发展史上，由中国人原创并产生世界性深远影响的科技成果寥寥无几。但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而言，这种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终究难逃落后挨打的结局。科技创新不仅关系到现实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也关乎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科技也处于从跟踪模仿向创造和引领创新转变的关键时刻。

　　由于长久以来，跟踪模仿已成为中国科技界自然而然的普遍心态，这种心态既反映在研究方法上，也反映在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里。目前中国科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无法适应从模仿向创新的转变。而其中很多问题在国家科技奖励的评选中都有集中的体现。

　　科技奖励在整个科技评价体系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我国，科技奖励与职称晋升、人才评价、院士评选、学科评估以及科研资源分配等密切关联，科技奖励尤其是国家科技奖励的评价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左右着整个中国科技界的价值取向，成为影响科研工作的指挥棒和风向标。

　　我国每年都有一大批国家级科技奖励出炉，在这些成果的介绍里，每项成果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是国际领先水平。尤其近年来，许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也应运而生。中兴事件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让大众意识到我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其实很多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心里最清楚，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水平。我国科研水平的现状与每年数百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科技大奖有着巨大的反差。下面就目前国家科技奖评选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1. 捉襟见肘的引用率

　　国家自然科学奖应该奖励的是具有原创性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础理论和科学发现。当前，在自然科学奖的评价体系里，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被认为是衡量成果水平的重要指标。

　　成果的被引用次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果的影响和价值，但必须达到足够的数量才有参考价值。在一个领域里的开山立派或极具颠覆性的论文，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大量引用，比如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关于复杂网络的经典文章，至今引用次数已经超过一万次。但纵观我国历年的自然科学奖，单篇引用能超过200次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平均也就100次左右。这样的成果在国际范围内属于非常普通的水平，在领域内根本无法产生什么重要影响，不可能成为一个领域或一个方向的开创性成果，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

　　更为糟糕的情况是，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通过人为操作来提高文章的引用率。比如建立小圈子，在圈子内互相引用；一些利益相关的学术杂志之间相互引用，等等。只要摸清套路，通过人为操作在短期内达到造出一篇“高被引”论文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但要通过人为操作的方式制造出数千甚至上万的引用次数可能性还是不大的。一般情况下，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引用率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单位里评职称还可做个参考，如果作为国家奖尤其是自然科学奖的成果，就实在是捉襟见肘了。

　　当然，也有一些成果在论文方面的引用率并不算高，但基于其理论或发现所开发出的技术或产品对整个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的影响力甚至超出行业以外。还有一些重大颠覆性成果，由于在早期并不被学界认可，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引用率并不高甚至无人引用。

　　以信息领域为例，发源于我国且能得到世界公认的开创性、颠覆性成果几乎没有。绝大多数研究仍然是锦上添花的表面文章，在外国人开辟的研究方向上跟风修修补补；或者是火上浇油的跟风文章，在本来就很热的方向上添一把火。因为在这些方向上做研究，最容易出文章，也容易被引用。而真正困难的问题、风险大且结果不确定的课题却没人去做。而科技史上许多开创性的重大成果在开始研究时很多都是不被人看好的。

　　由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使得领域外的人很难了解成果的真实水平，而领域内的人又不愿意得罪同行，因此即使许多含金量不高的成果获奖也很少受到质疑。

　　2. 并不客观的客观评价

　　在自然科学奖的公示材料里，满眼看到的是世界著名学者对获奖成果的高度评价。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某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评价，实际上是来自于他署名的某篇文章，而多数情况下文章的第一作者往往是某位年轻的学生或研究人员。这种现象在学术圈非常普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该著名学者是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团队成员写文章大多会把他的名字放上；另一种情况是，年轻人为了增加自己文章的命中率和影响力，主动邀请该领域的某位名人署名。文章里对相关研究的引用和评价一般是体现在综述和参考文献部分。作为署名人的著名学者往往对这两部分并不太关注，也就是说文章中对他人成果的评述未必代表这位名人的观点和态度，因为他可能根本没有看过被引用的这篇文献。但在申报材料中大肆渲染的确是某某世界级学者对申请人的成果如何高度评价，这实际上是一种狐假虎威、瞒天过海的伎俩，但在评奖时却常被当作衡量成果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据。

　　3. 说不清道不明的应用证明

　　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都很关注成果的应用情况，而现行的评奖体系中，应用主要是看报奖人所提供的应用证明。由于报奖项目众多，应用证明的真实性几乎很少得到核实。虽然能开具应用证明的单位和报奖人多少都有些合作关系，报奖人或许也真的帮企业做过项目，但这些合作项目中所用到的理论方法或技术，是否和报奖材料里所展示的创新内容相关，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应用证明有时候就看你会不会写或敢不敢写。而更严重的情况是，应用证明完全是凭关系开出来的，证明的内容完全不属实，这应属于造假甚至违法的行为。但主管部门对虚假应用证明的处罚确是相当的温和，几乎是在纵容这种行为，从而导致有些人有恃无恐，仍然铤而走险甚至乐此不疲。报奖材料里的应用证明可谓是乱象丛生，其中也隐藏了很多利益交换和腐败问题。

　　4. 对国家奖的过度推崇，导致科研的动机偏离科研本身

　　在当下的中国，获一项国家奖，并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而是伴随着巨大的利益。一旦获得一项大奖，各种配套的奖励、耀眼的头衔便随之而来，而国家奖也成为评选院士的必要条件。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使一些人将科研活动的目标从一开始就瞄准评奖，甚至将评奖作为科研的唯一目标，按照评奖所要求的指标拼凑“成果”数量。更有人为了报奖，故意夸大科研成果的价值和作用，有一说十，甚至无中生有。科技圈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能做科研不如会做科研——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而一旦获奖，这项研究就算告一段落了。而如果一个成果没有获奖，即使价值再大也得不到认可。只有获奖的成果才算成果。这种极端功利化的评价体系，导致科研动机被严重异化和扭曲。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甘心啃硬骨头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的人越来越多。在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下，我国在原创性、开拓性成果方面很少有建树也就不难理解了。

　　5. 评选过程远离公正

　　如果评奖只是指标和评价标准的问题，本来还没有这么复杂。但目前很多事情要想成功，并不仅仅是在事情本身，而更在于这件事情之外的其他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系”。在评奖这件事上也不例外。评奖需要运作，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

　　评奖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如果是在完全公平的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评审，评出的结果即便有不满意的，也可以通过修改标准来完善。而如果评选过程受到各种干扰，致使申请人无法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上同场竞技，那带来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近些年，在类似评奖等各类评选活动中，成果之外的因素发挥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每到评奖季节，如果能对报奖人的各种通讯设备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景象，他们的短信、微信、电话、邮件等各种通讯手段都会变得异常忙碌，大多是找关系、打招呼、请帮忙、请关照之类的内容。而事实上，这些只是评奖运作的最后一个环节，很多“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

　　有关部门似乎也在试图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但收效甚微。比如，某主管部门为了体现公平，尝试在重大科技项目评审时，提前公布评审专家的名单。因为如果不公布名单，就会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名单，这一方面对搞不到名单的人是一种不公平，同时也增加了科技主管人员腐败的风险。而把名单公布出来，是为了体现公平和减少腐败。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科技主管部门倒是降低了风险，但科研人员却更加“忙碌”了。所有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和评委打上招呼，而对于评委来说，如果自己认识的人没有来打招呼，倒觉得是对自己不够重视和尊重。而另一个事实是，很多人早在专家名单正式公布之前早就拿到了名单。

　　在当下中国的科技界，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如果自己不找关系，别人找了关系，自己就没有机会，所以每个人都不会主动放弃运作关系。常听有些成功人士这样为自己开脱：虽然报奖过程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成果还是要有的，还是干了不少事的，否则再怎么做工作也不行。这话听起来貌似有些道理，但仔细想想却不尽然。就像体育比赛中的兴奋剂，吃兴奋剂的也都是有一定运动成绩的运动员，也都经过了刻苦的训练，对于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来说，吃再多兴奋剂也不会取得好成绩。可是为什么体育比赛对兴奋剂的打击如此严厉呢？因为兴奋剂破坏了比赛的公平，把体育的竞争引向药物的竞争，严重损害了体育的基本精神。在评奖中的这种“运作”对科技事业的伤害绝不亚于兴奋剂对于体育的伤害，它同样破坏了最基本的公平，把评奖中对科技成果的评比引向“关系”的竞争。在这种环境中，有点小聪明又善于搞关系的人往往混的风生水起。

　　当下的评价体系和科研环境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少之又少。在信息领域中，如今耳熟能详的热点方向，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等，其最初的思想和理念无一例外都来自国外。不过，国家奖每年还是照发不误，而伴随着这些国家大奖，一批一批的“领军人才”脱颖而出。真不知道这些“人才”领的是什么军。

　　代表国家最高科技成就的国家三大奖如果仍然采用目前的评价体系和遴选方式，就只能鼓励更多的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做些短平快的、平庸的研究，无法激发出能引领世界潮流的真正的重大成果和核心技术。

　　国家科技奖励的导向关系到中国科技的未来，更何况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科技奖励的评选中，在院士评选，长江学者、杰青等人才计划的评选中也十分普遍，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整个科技界已经变成一个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环境中，科研人员的价值观正在被严重扭曲，这将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所作为，痛下决心，尽早还科技界一个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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