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球与我的第一次
1963年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分配在核工业部北京第五研究所（铀矿冶研究所）分析化学研究室（约100人）光谱分析组工作。当年，仅分析室就分配来17名大学生，全所分配近百名大学生。一个苏联专家援建的1000多人的研究所，科技人员都是年青人。业余生活是个问题，经济条件好的有个半导体收音机，但极少数。
我在分析室发起了成立羽毛球队并任队长，主要成员之一的曹基文（1963年北大毕业），即为后来的上海材料所党委书记（已退休），他爱人是原《理化检验——化学分册》主编金碧丽（与曹同班同学）。
全所职工晚饭后从食堂出来，观看我所羽毛球比赛成为全所一景。当时我们所在北京通县郊区京津公路旁，周围是庄稼地，没有地方可去。所以，虽然我们这些打羽毛球的都是业余，但是“观众”众多。观众就是羽毛球水平发挥/提高的动力！我的绝活是网前球，即在不同位置把球打得刚擦网而过。
不久，我们五所的羽毛球队骑自行车，打遍通县（包括北京光学仪器厂、聚光科技高管、前普析通用高管马放军同志）无敌手而成为通县第一。
1972年，我被通县体委任命为通县（男/女）羽毛球教练，参加北京第四届人民运动会。
1973年，被选为第三届全运会羽毛球裁判，这给我带来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住高级宾馆
虽然我经常外地出差，帮助外地铀工局建立分析方法，出差都住铀工厂的招待所，而这次全运会的羽毛球裁判入住新建的新街口宾馆，是我第一次住“高级宾馆”。同住的还有全运会棋类等裁判。
第一次说“同意”
有一次裁判山西女队与另一队比赛，按规则第一局比赛后即交换场地继续比赛，此时该队男教练过来对我说：“队员来例假了，请求休息5分钟。”当时裁判规则未说明碰到此类情况如何处理，但我当即“同意！”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从我口中说出“同意”，记忆颇为深刻。现在的权力，不就是集中体现在“同意”两个字上吗？
第一次电视直播
全运会羽毛球决赛，中央电视台直播。因为羽毛球裁判绝大多数都是运动员出身，仅我一人是大学生，羽毛球裁判长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会主席，他看中我，命我当双打副裁。当时双打比赛是福建队的汤仙虎2人和广东队的侯加昌2人（均为印尼归侨）。我身穿粗布本色白的确良翻领短袖裁判服，随着“运动员进行曲”进场，中央电视台直播着，大碗汤仙虎和侯加昌在我后面跟着。当时，我们北京五所篮球场上很多同事及家属看着电视（那时还没有私人电视机）......
第一次坐小轿车
现在我任顾问的常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中心的职工及合同工都有小轿车。可在1973年，有辆自行车就是家里的重要财产。全运会结束，我的唯一待遇是：一辆新的上海牌轿车把我从新街口宾馆送到北京火车站。我再乘两毛钱的火车到通县，然后步行20分钟回所。不过，毕竟是这辈子第一次坐上了轿车，而且还是新的！
第一次申请国家一级裁判
全运会后不久，因为表现好，通县体委给我一张表，让我填写申请一级羽毛球裁判。国家一级裁判可主持国家级比赛。我自认为业余时间还是看文献对我更重要，我怕各类比赛太多，占用时间太多而婉言拒绝了。事后有人为我可惜！他们说：“羽毛球界大学生极少，你会在‘裁判界’有前途......”
1976年我爱人和孩子调到北京，从此羽毛球拍挂拍。......
在此建议年青同志要有业余爱好，说不定这爱好将来会给你带来美好的回忆，并成为多彩人生有意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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