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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难题无从回避 乳品新国标卡着谁的喉咙

2010.8.11
  自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之日起,争论就不曾停止过。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人们不知道屈从于哪一个。新标准中对原奶质量的框定照顾了国情,却失了人情。其根源则是乳制品行业不及根本的发展方式。最麻烦、最艰难的奶源问题再次暴露而无从回避。此题不解,标准高低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业内人士说。

  今年6月1日起,由卫生部批准公布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其中包括66项具体标准,涉及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所有乳类和乳制品。这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对1986年颁布的乳品标准进行的一次重大修订,被业内和公众寄予厚望。然而,它的出台却引起了论战。

  当下,论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蛋白质含量,新国标中,蛋白含量每100克含2.8克,这个数字低于国际标准3.0克,也低于1986年旧国标的2.95克;二是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有人惊呼,新标准一夜倒退25年。更有舆论指出,这个乳品新国标让“中国原奶质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

  高标准闹不好就是“逼良为娼”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认为,舆论拱火是没有道理的,以我国的发展水平而硬要和国际接轨也是不可能的。新标准是在平衡了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既有食品安全的基础,又保护了养牛户的利益。“只是一味地要升高标准,最后的结果对谁都不好。”

  罗云波及其他支持者所说的国情是,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不同,中国的奶牛养殖以散养为主,牧场比例较低,上规模的优质牧场更是凤毛麟角。在众多所谓的奶源基地,一家一户的养殖随处可见。多则几十头,少则三五头。此种情况下,对于牛的品质很难保证,故而奶的蛋白含量和菌群数量都很难达到高要求。

  中国奶协数据显示,国内奶牛养殖仍以小规模散养为主,1头至5头奶牛农户比例达78%%,6头至20头所占比例约13%%,其散养规模占全国奶牛总存栏量的80%%~90%%;农业部调查数据显示,国内最大的一些乳品加工企业,夏天时蛋白质含量基本都达不到2.95%%,个别情况下甚至低至2.26%%,达标的企业寥寥无几。

  因此,罗云波认为,高标准看起来是好事儿,但是闹不好就是“逼良为娼”,反倒不利于消费者。“标准过高,达不到就是次品,要么降价,要么倒掉,奶农肯定不乐意。奶农挣不到钱,精饲料就买不起,奶牛就更养不好。如此恶性循环。谁能得到好处?”他说,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跟标准高也有关系,本来没那么多蛋白含量偏要求那么多,难免不出投机取巧的,何况,食品安全监管成本非常高,“法苛罚疏,乱象滋生”。

  有专家指出,公众应该“正确地”理解标准,不要过于纠结高低远近。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处副教授陈渝说,新标准并非没有照顾到食品安全,不管是蛋白质含量,还是菌群数量的规定,都是人体可接受的;新标准只是一个最低限,它不妨碍企业生产更高品质的牛奶,消费者也可酌情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陈渝也强调,近些年来,随着奶牛品种的引进和改良,牛已经不是大问题了,然而,优质牧草却是难以增加的。“牛奶蛋白质含量的关键在于优质牧草,可是我国的牧草资源较为缺乏,而且也没有大面积改观的空间,不可能把耕地改种牧草吧。”他说,没有牧场,规模化养殖就实现不了,牛奶高质量就是空谈。不是标准低,是奶业的实际情况如此。

  之前,卫生部有关人士就此解释说,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系统修订微生物指标,按照国际通用原则改进了微生物的采样方案,与国际标准的要求完全一致。与以往比较,新标准“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法》要求,突出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限量规定,体现了标准的强制性”,“符合中国国情和产业实际,注重可实施性,并精简了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文本内容和格式,明确标准的统一归口解释部门,体现了标准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新标准置广大消费者健康于何地”

  指责的也不在少数。国畜产品加工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骆承庠对媒体表示,“中国奶业完了,新标准名义上照顾奶农利益,实际上却把牛奶业搞得乱七八糟。”他说,新标准将次品变正品,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反对者主要观点是新标准与科学化饲养奶牛、提高奶牛品质单产的产业初衷相背离,达不到引导产业向前、向好发展的目的。有评论质问道,“中国乳业发展这么多年,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多,世界乳业20强也有排进去的了,而原奶质量却从未上升甚至是下降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追问为何有这样的结果?其中,政府和行业管理者有什么责任?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法律上去默认、就低?即便是有我国奶牛养殖方式的现实,新标准这么规定也是在保护落后,使我们直接输在起跑线上,置广大消费者的健康于何地?”

  也有人提出,标准制定过程本身很值得商榷。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魏荣禄告诉记者,标准的制定不透明、公开,专家意见未得到充分表达,深受企业的左右。“这个标准受益最大的是某些大企业,他们可以继续增加市场的份额。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不用说了,奶农的利益也并未得到保证。因为标准降低了,更多的人就不相信国产牛奶了。”他说,从来只有让被监管的企业去接受标准,哪有让标准去适应企业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大家都生产次等品,岂不是各个产品的标准都要往下调?

  对于具体规定,他指出,如果菌落总量达到200万,那就意味着,挤奶的卫生环境极差,苍蝇到处乱飞。因为原奶在未挤出之前是不可能如此的,除非是奶牛生病了。奶牛场卫生环境的好坏,直接导致菌落总量的多少,而这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按照规范的饲养方法养殖,可以培育出更高标准的奶源。”魏荣禄说,目前上海产的生牛奶的菌落指数就能控制在10万以内,而福建南平的牛奶甚至可以控制菌落指数在5万以内。

  乳业硬骨头到了啃的时候

  一位业内人士则对记者分析说,标准的高低不是问题的本质。争论的意义在于,中国乳业过去近30年高速发展,最容易的部分都走完了,剩下的就是谁都想回避的硬骨头了。“什么是硬骨头?奶源。散养的国情注定了奶源建设是最复杂、最麻烦的,所以从政府到企业谁都不愿意认真去做。企业是忙着营销,玩概念,不费事儿也收钱快。政府是得过且过,不出大篓子就当没事儿人。几十年积累下来造成了当前的尴尬。标准高了,没有牛奶;标准低了,消费者不高兴。”

  事实上,在中国乳业繁荣的光芒下,那些广为人知的丑闻大都跟奶源瓶颈有关。当年,复原乳――进口奶粉勾兑回液态奶――的出现即是最明显的例证,三聚氰胺也是。“中国出现复原乳最能说明乳品原料的缺乏,没有那么多原奶供生产,但是市场在一天天变大,怎么办?脑筋活的企业就有了这个坏主意。三聚氰胺最能说明高端原奶的缺乏,明明蛋白质含量没那么多,偏偏检测时以此为据,那么弄虚作假的就来了。事发后,人们从道德上谴责,从监管上反思,都没有错,但最基本的现实却无人问:如果有足够多的好东西,哪还有那么多作假的?”该人士说,标准的争论再次提醒人们:大家都想喝高品质奶,原奶如何来?企业再神通,添加剂日新月异,牛奶的口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高质量却是魔术师口袋里没有的。

  目前,奶源建设多半责任落在企业头上。作为下游,在原材料短缺的情况下,乳品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唯恐牛奶被竞争对手抢走了,根本无法真正促动奶农提高牛奶质量。一位龙头企业的老总一方面深刻理解“得奶源者得天下”,一方面不无抱怨地说,“我们是做蛋糕的,现在让我们管种小麦的,这合理吗?!”

  问题是,在当前的利益链条中,奶农也不是强者。他们所获甚微。“一斤奶,好的也就卖三块,次点的才两块多,刨去饲料、人工,我们就没挣到多少钱。没钱,我怎么把牛伺候的跟神仙似的?怎么让牛产出高质量的奶?”黑龙江肇东一位奶农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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