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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亚洲发病率陡升, 中国数据不足

2019.2.19

  在过去的20年中, 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和流行率在亚洲、南美、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陡升,增长速度在南美和东亚尤其显著,已成为全球性疾病。

  据201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中国2005-2014年间IBD总病例约为35万。据一项研究估计,到2025年,中国的IBD患者将达到150万人[1]。

  IBD是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 (CD) 的总称,最早先发现于西方发达国家, 目前病因仍未知,欧美患者人数已占全世界人口的0.5%。

  2017年发表在The Lancet的一篇世界范围内IBD发病率和患病率的回顾性研究[2]显示:欧美的发病率已到达平台期,而非西方国家正处于新病例增长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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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的一项研究可以一览IBD在东亚的流行情况[3]:日本国家医保系统里已记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超20万例的IBD病例;

  香港的登记系统里显示,年龄调整后的IBD发病率从1985年的0.1/10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超过3/10万人。

  CD在台湾的患病率从2001年的0.6/1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9/10万人,而UC的患病率从2001年的2.1/1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12.8/10万人。

  目前中国大陆仍缺少IBD系统性流行病学研究,只有南京军区总医院和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学院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湖北武汉、

  广东中山、四川成都、陕西西安、黑龙江大庆的一年间的CD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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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上图,在大陆地区,流行病学数据跨越的年份为2010-2013年。

  在调查的5个城市中,CD发病率最高的为广东中山市,其次为湖北武汉、四川成都、黑龙江大庆和陕西西安。

  由此可见,即便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CD发病率也存在很大差异。

  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可能是与不同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不同,以及获取的医疗资源多寡有关。

  李冠炜和任建安在2014年进行了一项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4],分析了2003~2012年就诊的江苏省CD患者,结果发现其发病率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高发病率以苏南地区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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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江苏省CD回顾性研究[5]:2003-2012年间江苏省CD病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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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江苏省CD回顾性研究[5]:2003-2012年间江苏省CD发病率性别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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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2年间江苏省CD患者地理分布,图中白点为金陵医院地理坐标

  从一些初步的流行病学分析中能发现,亚洲的IBD患者特征和西方国家的发病特征存在很多差异。

  西方国家女性的克罗恩病发病率多高于男性,而在东亚IBD统计数据中可见男性的克罗恩病发病率均高于女性。

  西方国家IBD患者家族史现象十分常见,一些研究发现15%的西方IBD患者有家族史,而这一数字在东亚只有3%。

  目前对抗生素过度使用[6]是否导致亚洲和西方国家IBD发病的差异这一点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抗生素对亚洲人产生了对IBD的保护效果,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儿童时期过度使用抗生素是IBD发展的一大风险因素。

  与IBD相关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很高。

  美国有大约100万IBD患者,2004年与IBD相关的直接治疗费用就超过了6亿美元。

  欧洲有约300万IBD患者,年度治疗费用也约有5亿欧元。过去治疗费用主要产生于住院、手术、门诊和药品,随着近几年生物制剂的使用,手术逐渐减少(手术也带来很多并发症),生物制剂使用的大幅度提高也导致医疗花费大幅上升。

  而IBD带来的间接成本则更是超过了经济上的直接成本, IBD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工作效率下降,甚至抑郁,这些成本都难以用金钱来衡量,更会影响病人及其家属。

  诸多研究表明,IBD患者的抑郁焦虑患病率比其他慢性病患者更高,约有不到三分之一的IBD患者同时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

  用于治疗IBD的TNF-α抑制剂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目前市场上已批准的生物制剂主要有:Takeda的Entyvio(vedolizumab)、艾伯维的Humira(Adalimumab)和强生的Remicade(Infliximab)。

  Humira目前只在中国获批强直性脊椎炎和类风湿关节炎,Entyvio现已在中国台湾上市,并正在中国内地进行III期临床,以期尽早在中国内地上市。

  目前生物制剂的年花费至少在2.5万美元,欧美IBD的治疗现正往精准化治疗发展,然而亚洲的医保报销系统还不如西方国家健全,随着未来IBD病患预计会持续增长,未来的医疗负担势必会更重。

  在了解具体研究需求和预估疾病负担之前,中国IBD流行病学分析迫切需要完成 。

  同时,早期诊断和防治工作推广,以及改善现有患者的治疗标准也不可忽视。

  若相关人士还不重视起来,可以预料到2025年IBD治疗的可及性、可负担能力、医疗资源不平等、生物制剂高昂等问题堆积在一起会给医保系统带来严峻挑战,并加剧全球范围内IBD治疗水平的差异。

  相关论文:

  [1] Kaplan,Gilaad G. “The Global Burden of IBD: from 2015 to 2025.”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vol. 12, no. 12, 2015, pp. 720–727.

  [2] Ng,et al. “Worldwid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the21st Centur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The Lancet, vol. 390, no. 10114, 2017,pp. 2769–2778.

  [3] Ng,Siew C. “Emerging Trend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Asia”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 vol. 12,3 (2016): 193-6.

  [4]李冠炜,任建安: “重视我国克罗恩病流行病学的研究” http://www.sohu.com/a/156187421_771477

  [5] Hu,Dong, et al. “Geographic Mapping of Crohn's Disease and Its Relation toAffluence in Jiangsu Province, an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 of China.” 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2014, no. 2014, 2014,p. 590467.

  [6] Ng,Wee Khoon et al. “Changing epidemiological trend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n Asia” Intestinal research vol. 14,2 (2016):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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