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生命是与非
美国基因组先驱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上月宣称，已制造出第一个有自我复制能力的人造细胞。公众对此反应不一，有的疯狂喝彩，有的深表不安，很多人则不太确定应该抱什么想法。当今之世，从“哇”到“喔”，只是短短的一步。
文特尔把他这项成就形容为创造生命，“完全得自于一个合成染色体，用了4瓶化学品，在一个化学合成器上制成的”。这项技术发布和相关的ZL申请中都构想了许多长远利益，包括生物燃料、疫苗和药品、能够“吃掉”浮油的有机体，以及生产食品和净化饮用水的新方法。
但是，这项成就的真正意义目前还不得而知。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家保罗·纳斯(Paul Nurse)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对这项进步能否大大提高当前的各项能力表示怀疑。他指出，在制造有机体方面，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手段。
虽然从事此类研究有明显有力的道德理由做支持，但它也带来了两种风险。第一是技术可能被滥用，或是出于无意，或是出于有意；第二，这项最新技术发布背后的研究所和企业，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建立的，这种做法可能会抑制创造力，导致相关成本节节上升。
文特尔此前因试图给人类基因组排序——与受到公共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一争高低——而受到公众瞩目。文特尔每一步进展都要申请ZL，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则力求确保基因组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仍属于公共领域。“人类基因组计划”小组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公布研究结果。
最新这项发现，是文特尔在罗克维尔和圣地亚哥的约翰·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J. Craig Venter Institute)的非盈利研究小组做出的。但是，（迄今）“申请的13项ZL群”（单个ZL远不止13项），却属于加州的合成基因组公司 (Synthetic Genomics Inc.)。用文特尔自己的话说：“两个机构都是由约翰 克雷格 文特尔博士创建和领导的。”
文特尔认为，ZL是“确保基础科学研究的这个重要领域能够转化为造福社会的重要商业产品和服务的最佳手段之一”。但许多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ZL会延缓创新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并增加它们最终的成本。他们表示，在申请ZL前要求保密，之后还会限制竞争和传播，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对于申请时过度夸大、涉及范围过分宽泛的ZL，情况尤其如此。
抛开这种做法差异的对与错不谈，确保新知识及其成果的透明、公开，尤其是获取费用的可承受和公平，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当然，仍然有人怀疑，我们根本就不该从事这类研究。创造出人造生命的说法，被贬为扮演“上帝”之举。这是一种拙劣的替换说法。一个明显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假如不是造物主自己搞得一团糟，我们就不必扮演上帝。即使不拿上帝说事，有些人可能仍会反对非自然的合成过程和产品。但是，这种论点同样没有说服力。不管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自然事物本身就有好有坏。海啸、地震和行星相撞都是自然形成的——但这不应妨碍我们试图减轻它们的影响。旱灾、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全是给人类造成痛苦的自然物。我们彻底消灭了天花，也几乎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还有什么比这更像上帝的做法，但神智健全的人谁也不会对此感到遗憾。
在制造前所未有的生物体方面（在生物技术实验室，现在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我们基本上都无法预知其中的危险。这不足以成为反对的理由——要是预期利益非常大的话。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需要健全的监管和许可制度。关键在于：我们应欢迎杰出的科学研究；确保在大部分时间里实行完善的监管；对可能严重妨碍公平获得科学成果的国际知识产权机制敢于质疑。
本文作者是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生物伦理学教授，该校科学、伦理与创新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Ethics and Innovation)所长 约翰·哈里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