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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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问

2008.8.01

目前的科技界让无数学者在充满了火药味的学术战场上“厮杀”

最近，笔者应邀参加国内某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遇到了几个多年不见的朋友。闲聊中，得知不少年轻同行进步很快，有些荣升院士，有些获得 “杰出青年”、“百人计划”奖励。对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钦佩。但是，对少数学者为取得上述辉煌成就，采取牺牲别人利益，甚至不惜造假的做法，却感到很悲哀。

某教授十几年不发表论文了，他瞄准的是高影响因子的国际论文(在圈子里这个做法被戏称为“憋大的”)。其间，几个学生不能按期毕业。该导师不允许低分SCI论文发表，为此，学生们得不到学位。因无博士学位，有的辗转几个地方做高级“临时工”。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妻子与他分手了。最后，文章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炮走红，学者如愿以偿晋升院士。文章署名时，三四个学生为并列第一作者，但真正的受益者是通讯作者，院士名号自然就是“老板”的了。

某学者手下一位女博士生，入学5年了，还没有毕业，原因是没有高影响因子论文发表。单位规定博士生发表1分以上的论文就可毕业，但具体到一些课题组，这个砝码被加大到3分以上。如此规定苦了博士生们，尤其女博士。年龄对于女生意味着青春、爱情、家庭与幸福。因为不能按时毕业，该女生就按导师的要求帮别的学生作试验，而自己的前程一筹莫展。早就过了结婚年龄，依然孤身一人。由于“规定”在先，女博士生无法抗争，整日忧郁，连人都不愿意见。

高影响因子SCI论文，尤其那些超过30个点的文章，一篇向院士迈进一大步。这个目标诱人异常，无数年轻学者为此拼命，竞争也是异常残酷的。毕竟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少人成功了，院士头衔，加上年轻，就意味者金子般的光环、巨额的研究经费、大量的研究生、重大的发言权。由是之，一旦院士桂冠到头，恰如当年范进中举，身价上升自然就不止百倍了。有了这个“光环”，有人甚至不把那些曾经培养过他们的老前辈放在眼里。南方某研究所召开座谈会，讨论要不要保留一个曾经有50年历史的学报(新任主编拟改英文版)，当老主编满含激动之情力陈保留该刊物时，发言竟被新当选的年轻院士不断打断，最终被轰下了台。

大约七八年前，笔者始听说论文署名有通讯作者之说，一篇论文的受益者通讯作者甚至比第一作者更重要(笔者因此平添了几十篇通讯作者论文)。最近，又听说一篇好的SCI论文可有多个并列第一作者，或并列通讯作者，只要在论文发表时注明就可以了。“老板”、“通讯作者”、“并列第一作者”、“并列通讯作者”，据说都是起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这种规定下，真正掌握学术资源或研究经费的教授掌握很大的权力，学生们几乎成了“打工仔”。

目前的科技界，年轻学者沿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目标奋斗;“教授分级”又把上述目标细化为“十三个台阶”;爬到顶端后，还要竞争博士生导师;当了博导后，有些单位还要竞争首席研究员，最终目标是院士。这些目标，让无数学者在充满了火药味的“学术战场”上“厮杀”。耗尽了自己的一生不算，还搭进去学生的青春、幸福甚至家庭。发表论文乃是青年学者的最大“政治”。为此，学术造假层出不穷。一些学者明白造假论文在国内易被揭穿，就改用英文在国外发表，还是SCI的，一举两得。笔者一个朋友就审理过这样一篇来自国外SCI刊物国内学者的稿子，因朋友非常熟悉该作者的情况，知道他没有能力从事其论文描述的研究，数据是编造的，当场揭穿有碍中国人形象，就以学术水平低为由拒绝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更高影响因子的SCI刊物上!

科学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进步，为人类带来福祉。但是，目前颇有一些中国科学家很少以这个目标为己任，而是言必称美国，自信力缺乏。殊不知，美国流行的人生理念和消费模式恰是造成地球生态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以我为中心，也正是西方思维模式的主体。这个理念严重动摇了中国学者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基础，代之以追求物欲和极端的个人主义。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科学时报》 (2008-8-1 周末评论)

作者简介：山东平邑人，1964年9月生，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通报》副主编、《生命世界》编委、《新京报》特约评论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来源：中科院植物所生理生态创新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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