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扎实做事最重要
数千年来，人类，尤其是最贫穷的人口，倍受寄生虫病的困扰。
北京时间10月5日17:30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名单出炉，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日本药物科学博士大村智（Satoshi ō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Youyou Tu）分享大奖。获奖理由是“发展了一些疗法，这对一些最具毁灭性的寄生虫疾病的治疗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不以牟利为目的
全世界有1/3的人受寄生虫影响，特别是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以及中南美洲的人。
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就是两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河盲症会造成患者角膜感染，最终导致失明。而淋巴丝虫病会使患者慢性肿胀，造成终生的红斑并致残。从1970年至今，大约有三分之一居住在西非河边乡村里的人在成年之前有可能变成盲人，而世界范围内感染淋巴丝虫病的人也约有1亿。
大村智长期从事微生物活性物质研究。1975年，他在一家高尔夫球场的土壤中发现了新种的放线菌，并成功分离出新菌株移植到实验室；在默克医疗研究所任职的坎贝尔则从大村智手中收购了大批链霉菌菌株以探求其功效，并证明其中一个菌株对牲畜寄生虫非常有效。这种活性物质被提纯后，被命名为“阿维菌素”。
阿维菌素发现后，挽救了接近2亿人的生命，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大村智专门研究贫穷所导致的疾病，他的获奖是众望所归。”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叶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只要诺奖颁发给寄生虫病领域，大村智必是绝佳人选。
坎贝尔也是如此。他所在的默克医疗研究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诺奖委员会将大奖颁发给这一领域，说明其更多的是看重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叶阳说，不管是疟疾、河盲症还是淋巴丝虫病的研究，都是在为人类做贡献，而不是以牟利为目的。
中国离诺奖最近的女人
屠呦呦分享了一半的诺奖奖金。早在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时，她便被称为中国“离诺奖最近的女人”。
“获得这个奖，甚至比获得诺贝尔奖还要厉害。”在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就曾公开表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希望非常大，只是现在年龄太大了。”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人类对疟疾的记载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直到现在，全世界依然有有数亿人感染疟疾，每年的死亡人数依然接近百万人。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眼里，屠呦呦的工作则最大程度的彰显了应用价值，推进了世界医学的发展。
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向《中国科学报》指出，屠呦呦的贡献在于，创造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而这使得疟疾的应对有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屠呦呦参与工作之前，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屠呦呦决定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开始。
《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在摄氏60度的温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她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屠呦呦是第一个‘拿出’青蒿素的人。”上海交大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万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使得后续的研究有了可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则将屠呦呦的工作称之为“打开了一道门缝”，张伯礼说，大奖源自科学家们的群体努力，屠呦呦是群体中的一员。
奖后反思
反思，这是激动之后中国科学界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
“人类还有很多无药可救的疾病，而药物的开发也不会带来利润。”叶阳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应该加强在很多被忽视疾病以及贫穷所导致的疾病上的投入。“SARS以及禽流感等传染病的爆发提醒人们，有很多疾病关系到国计民生。”
相比于中国，在日本，则有着专门的针对贫穷导致的疾病的研究机构以及来自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药物无论是赚钱药物和不赚钱的药物都是人类的需求。”叶阳说。
“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饶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青蒿素是通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工作才发现的，这是屠呦呦得诺奖蕴含的最大的经验教训。
1972年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时，屠呦呦甚至还不是副研究员。
“屠呦呦及其小组成员都不是天才，不是杨振宁、李政道式的有非凡才能的人。”饶毅说，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研究，在机遇来临的时候，能够把握并把工作做好，没有简单放弃。
直到诺奖颁发的前夕，已经80多岁的屠呦呦还在实验室工作，努力扩大青蒿素的临床用途。
-
焦点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