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慢科研”——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杜立林、董梦秋夫妇
城市西北角，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在这里，一对科研伉俪共同工作，他们是妻子董梦秋和丈夫杜立林。2007年，他们双双从海外归来，在这里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既是同事，又是夫妻。他们如何相识、相恋、相伴，携手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从研究生到独立研究员，一路走来，又有多少故事？他们又有怎样的独特的“科研style”？
杜立林，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以裂殖酵母为模式生物，研究细胞自噬等生命过程。
董梦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以线虫为模式生物研究衰老，并开发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相关技术。
结伴科研路
杜立林和董梦秋结识于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二人于1995年同时开始硕士研究生学习，自此结伴漫漫科研路，之后同时考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同时前往加州开始博士后研究工作。
摄于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硕士求学时期
研究生的求学阶段是很艰难的，此时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陪伴左右，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在两人的记忆中，博士第五年尤为难熬。那时，同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寻找博士后的位置，而杜立林做了三年的课题仍然只有一些线索，看不到尽头。不过，信奉“知足常乐”的他没有长时间陷在负面情绪里。“身边有一个有共同语言、能随时交流和互相鼓励的伴侣对调整情绪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说。博士第六年，他的课题终于取得突破，论文则在博士后阶段发表。
当时，董梦秋的课题进展顺利，但由于长期重复挑线虫的动作，写论文时打字姿势又不够正确，她的手受伤了，连执筷、持杯都很困难。与此同时，毕业后的去向也让她倍感焦虑。如果想要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不仅面临着严峻的竞争，还要对十几个人负责，考虑经费等科学本身以外的问题，而不像研究生阶段那样纯粹。面对自己身体的现状，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董梦秋曾经考虑过去公司工作，但却不喜欢重复性的工作；考虑过当中学教师，还参加了为期半年的教师培训班。每思及此，惶惶难决，心情沮丧。杜立林并没有特别对她说什么。董梦秋说：“每次我感到很累时，他就让我歇两天，然后重新把我推回实验室。他相信我可能比我相信自己还多一点。”
摄于耶鲁大学博士求学阶段
在最疲惫的那段时间，董梦秋在丈夫的支持下前往阿拉斯加旅行，这段体验让她的心态趋于平和。一路搭帐篷前行，她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还看到了当地人非常不同的生活态度。不像中国大城市里人人都希望尽早毕业、尽早找到好工作、尽早结婚生子，从此过上安稳的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多人自愿选择了一种完全没有稳定性的生活。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却选择归田隐居，自己耕耘，过着近乎自给自足的生活，只是一个月进城采购一次，或许也会打零工挣一点钱，甚至没有医疗保险。他们自己选择了这种纯朴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并由衷地热爱它。董梦秋的内心被触动了，她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打算，不再那么急躁。“我可以走科研的路，但我不一定非要走科研的路，”董梦秋说，“我决定做博后试一试，但如果要为科研放弃家庭，我就不做了。事业和家庭哪个更重要？这本身就不是个好问题。二者都很重要，短期内的失衡或许能让你在其中一条路上走得更快一点，但长时间的失衡会让你得不偿失。”
重返故土
结束博士后阶段，两人面临着学术界的“双体问题”（two-body problem），也就是如何在同一个机构或城市找到工作。共同回国、共同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与其说是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冥冥之中的缘分。2006年，两人在美国大范围地投递简历，希望能在同一个城市找到教职。他们偶然得知新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在招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递了简历。意料之外，他们很快双双通过面试，拿到offer。“我们和北生所可以称得上是一见钟情。”董梦秋笑着说。
董梦秋告诉我们，面对共同求职的伉俪，很多大学和研究所都会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很多系主任都很热心，会主动帮你介绍或联系适合的地方。如果他们想招收你，就希望你能安心做好工作。”北生所更是贴心解决了他们的住房、孩子入学等问题，让他们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杜立林2007年先一步回国时，北生所已经准备好了装修齐全的住所，他拎包入住，马上就能专心投入科研。
董梦秋和杜立林都认为，国内的科研大环境虽然和国外还有一定差距，但进步很快，尤其生物研究领域近年来研究水平上升得非常迅速。不过，考核是个大问题。怎样评估一名科学家的成就，并依此决定提供多少支持？董梦秋说：“国内许多同行把不少精力花在基金申请上，很多人都说你要去跑关系，不然就会吃亏，虽然我自己不跑，但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这就像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上辅导班，那你要不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呢？”国外的基金申请也存在一定的人情因素，但评选相对更透明一些。他们希望评估更公平、更透明，让科学家回归研究本身。
在这方面，夫妻俩对北生所非常满意。经费相对稳定，不需要花过多的精力在外面申请，当初许诺的仪器设备等无一例外全部兑现，甚至更好。此外国内学生的素质也很令人满意。
1995年出国，2007年回国，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董梦秋坦言回国时受到了逆向文化冲击：“好像是又回到了美国，大家都很开放、时尚，对财富也毫不羞涩。有很多网络语言弄得我几乎像不懂中文的人，闹了不少笑话。”国内的生活非常方便，但“特别挤，特别脏，到处都堵”。然而，对做学术而言，北京和上海是绝佳的环境，因为在这样一个城市之内，你可以很便利地找到几乎任何方向的合作，比如不出北京的中关村就可以解决问题。
摄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休假期间
同行在身边
杜立林实验室目前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自噬，这是一种把胞质中的物质运送到溶酶体中的转运过程。对自噬的分子机制的了解发端于大约20年前芽殖酵母的遗传学筛选，直到今天，我们对自噬的认识还主要来自于这个模式生物。杜立林实验室是目前唯一用另一种单细胞模式生物裂殖酵母系统开展自噬研究的实验室，他们已经发现了若干有别于芽殖酵母的新颖有趣的机制，为更充分地理解自噬提供了新的视角。
董梦秋实验室则同时向两个方向攻关：线虫的衰老和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衰老是什么”似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和发育不同，衰老的定义并不清楚。董梦秋说：“如果你走进会场，问十个人衰老的定义是什么，答案会不一样，甚至有人会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董梦秋说：“我们一开始是无知者无畏，在很多东西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研究机理。现在，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重点就是老老实实地描述衰老过程中的生物学变化，清楚地刻画这个过程，为理解机制打下基础。”
董梦秋开发化学交联结合质谱鉴定技术，则是因为当时学界认为去乙酰化酶Sir-2.1调控衰老，而她想知道它究竟和哪些蛋白相互作用，通过影响哪些底物的乙酰化水平来影响寿命。她应用质谱技术来寻找底物蛋白，但酶和底物间的作用过程太快，常规方法可能难以捕捉，她于是想到用化学交联技术固定酶和底物的复合体。化学交联结合质谱鉴定能够提供低精度但有位点特异性的空间结构信息，与电镜得到的蛋白复合体结构相结合，能够建立较好的模型。董梦秋自豪地说：“我们与计算所贺思敏研究员合作开发的这项技术现在是国际上最好的，分析过许多人的样品。这个技术发展得很快，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每个实验室都能很方便地使用它，质谱就和电泳一样成为日常的实验手段。”
虽然研究领域相距较远，不能深入地介入对方的研究，董梦秋和杜立林还是经常讨论一些问题，以大同行的身份提出建议。因为同在一个单位，一起上下班的路上就成为了绝佳的讨论时间。车飞驰在家和研究所之间，而思维飞驰在学术思想的“高速公路”上，他们谈自己最新的进展，也从另一种角度指出对方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他很敏锐，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董梦秋说。除此之外，他们也在技术上进行合作，董梦秋的质谱技术能够帮助杜立林解决一些科研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过去还互相修改论文，不过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现在很少能继续这样做了。
杜立林高度评价妻子的工作：“我很佩服梦秋能同时在蛋白质组学和衰老两个方向上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而董梦秋认为丈夫是他们两人中更聪明的那一个，知识范围很广，总是头脑清楚，实验设计方方面面都能考虑到，让人佩服。杜立林的研究领域相对较为成熟，最初那些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但依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这时周全的实验设计显得尤为重要。“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科学，我觉得他是最好的科学家。”董梦秋说，“他很有创造性，现在也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不再是博后期间的那个领域。当然这需要时间，来把领域内大的线条逐渐地刻画出来。”
享受慢科研
回国做PI后，夫妻二人一般每周在实验室工作六天。“不过每天在实验室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孩子上学时一般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走，晚上在家里也会做一些和工作有关的事，”杜立林说，“很幸运的是，家里有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老人帮助我们。”
杜立林说，伉俪共事，更容易理解对方的所做所思，更容易体谅难处和分享喜悦，能更好地相互支持，有助于事业上的成功。“我们夫妻各自的事业成功都离不开对方的支持，平时我们都积极分担和家庭有关的责任，当需要做出选择时我们尽量照顾双方的意愿。但有时也不得不有一方做出牺牲。”2001年找博士后时，董梦秋最心仪的实验室在西雅图，但是因为杜立林想去圣迭戈的一个实验室，她放弃了自己的首选。她说：“我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协调工作、家庭和自我维护，比如运动、娱乐、兴趣爱好。这个平衡点是有弹性的，可以短期偏离，但是如果长期偏离，就要出问题。要尽可能在健康快乐的状态下做科研，这样才有体力和心理上的‘储备’，支撑你熬过研究过程中持久的、困难而又关键的阶段。”
回顾一路的经历，董梦秋认为当年在教师培训中得到的一句忠告让她受益匪浅：“develop a teaching style that suits your personality. （形成适合你性格的教学风格。）”如果天生不苟言笑，不要强求你的课堂风趣灵动；平实清晰也是美好的，把知识讲授清楚就能吸引学生，因为问题和逻辑有天然的魅力。做科研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不必也不应强求每个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地当领头羊。“我不喜欢竞争，如果要我抢在别人前面发表文章，我也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她说，科研竞争激烈，但不要被竞争牵着鼻子走，过度竞争、过度紧张具有毁灭性。董梦秋坚信，未知世界如此之大，问题如此之多，每个人在科学中都会有一席之地，都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虽然在学术上成熟得很慢，37岁才有工作，但她很享受慢慢做科研的过程。有时，她也挺怀念当学生和博士后的状态，生活很简单，专注于自己的科学问题，每年夏天和圣诞他们都会一起出去度假，这是适合她的节奏。
今天，科学研究已然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一个行当，或许有些特殊，但更多的是寻常。从事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赛跑，不是为高尚的理想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问题和生活节奏，专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与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也许忙碌，也许平淡，但其中自有幸福。
在采访的最后，杜立林说：“我和梦秋的实验室都有同属一个实验室的情侣或夫妻，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在事业上和感情上都收获幸福。”是同事、是夫妻、也是朋友，董梦秋和杜立林与其他科研伉俪一起，探索着平衡之道，追寻着一种充实而饱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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