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Raymond）是一名精力充沛的律师，但他总是习惯性拖延一些重要的事务，包括回复客户电话和撰写法律诉讼摘要，这严重危及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向马萨诸塞州朗梅多市的临床心理学家威廉斯·克瑙斯（William Knaus）寻求帮助。克瑙斯给了雷蒙德一份两页的关于办事拖拉的对照表，要求他阅读“并检查这些描述是否符合他的情况”。雷蒙德欣然接受，答应在飞往欧洲的班机上完成这项任务。但在飞机上，他却看了一部电影；此后，他发誓要在下榻酒店的头天晚上阅读这份材料，但他很早就睡了；此后每天，他都会有一些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克瑙斯通过计算发现，由于拖延症，这名律师在这项可能仅需两分钟便能完成的小任务上，花掉了40个小时。

　　几乎每个人都会偶尔办事拖拉。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经济学家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将拖延症定义为：当事人主动拖延一项既定任务的执行，哪怕他明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使情况恶化。令人担忧的是，有15%～20%的成年人跟雷蒙德一样，把“明天再说”时常挂在嘴边，他们习惯将应当尽早完成的事情一再拖延。斯蒂尔2007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拖延症这一习惯困扰着80%～95%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学习计划和分散精力的联谊社团活动，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在“拖延症”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拖延症并不是指从容不迫地将比较不重要的工作安排在稍后的时间段去做。当一个人不能坚持这种符合逻辑的做法，导致比较重要或紧迫的工作延后时，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才更贴切。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想到明天的工作就会令你毛骨悚然，或者迫使自己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那么你可能就正在拖延。

　　拖延症导致的恶果累累：造成经济损失、危害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关系，甚至终结职业生涯。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拖拉研究小组主任、心理学家蒂莫西·A·派希尔（Timothy A. Pychyl）说：“拖延症在很大程度上侵蚀着我们的幸福生活。”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种坏习惯也具有潜在的积极作用：长期拖延的人似乎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情感上的益处，这种习惯符合人类躲避讨厌局面的天性。

　　拖延症的习惯是后天养成的，但某些天生的人格特质会增加人们养成这种习惯的可能。派希尔说：“拖延症是大脑与情境相互纠缠的结果。”先天本性与后天教养交互作用的观点为研究拖延过程及预防拖延症提供了新的见解。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搁置计划，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策略，帮助我们开始工作并坚持到底。

　　固有偏好

　　自有人类以来，拖延症便一直存在。对于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们，如果农作物种植较晚可能就意味着将会挨饿，因此，我们的祖先，包括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都将拖延视为罪过或懒惰。工业革命却对人们的拖延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技进步帮助人们免受风暴和饥荒的威胁，同时也使人们有更多的休闲时光，去消费商品以及选择更多活动，而电脑游戏、电视节目和电子通信等则带来了更多可看、可玩的东西，诱使我们抛下手边的工作任务。

　　屈服于这样的诱惑是要付出代价的。专家估计，有40%的人因为拖延症而遭受经济损失，在某些情况下损失相当严重。在2002年，由于草率完成任务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失误，美国人多支付了4.73亿美元的税款。美国人退休储蓄金的不足也有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人们对储蓄行为的拖延。

　　拖延症还会危及我们的健康。1990年，美国俄勒冈卫生科技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的流行病学家辛西娅·莫里斯（Cynthia Morris）及其同事，在19,800多人中筛查了高胆固醇患者后报告称，在那些已经获悉自己胆固醇偏高的调查对象中，有35%的人至少推迟了5个月才向医师咨询病情。2006年，美国安大略湖温莎大学的心理学家富斯基娅·西罗伊斯（Fuschia Sirois）对254名成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那些及时完成工作的人来说，办事拖拉的人压力更大，出现的健康问题也更严重。他们经常忽略身体检查和牙齿检查，并且由于在一些琐碎小事上拖拖拉拉，诸如更换烟尘检测器的电池，导致更多家庭事故的发生。

　　对工作任务反感，是办事拖拉的主要外因之一。谁会拖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根据斯蒂尔的分析报告，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半数认为任务本身的性质是导致他们拖延的原因。毫无疑问，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地撰写一篇关于线虫类繁殖的学术论文，或者清理车库。派希尔说：“拖延症表明，你生活中的任何一项计划，都不是你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

　　距离计划完成预定日期的时间长短，也会影响人们是否会拖延计划。确切地说，如果截止日期还很遥远，人们就更有可能停滞不前。这归咎于一种被称为时间延迟（temporal delay）的现象——一个人距离预期回报（或成就感）越近，这个回报看起来就越有价值，因而他也就更不可能拖延需要完成的工作，以期尽快获取回报。换句话说，相比遥遥无期的奖赏或者荣誉，马上就可以获得的满足感更能激发人们的动力。

　　拖延症的倾向很可能是演化的结果。对于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们，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正如那句名言所说，‘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派希尔说，“为了生存，人类的大脑先天就嵌入了拖延的倾向。”

　　2004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巴里·里士满（Barry Richmond）和同事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已经发现了可以解释这种偏好的生物学基础。里士满的研究小组先对猴子进行了训练，让它们看到电脑屏幕上的标记点由红变绿就松开杠杆。如果猴子一直正确重复上述任务，一个原本暗淡的条形标记便会逐渐变亮，暗示它们距离获得奖赏（即果汁）越来越近。和患拖延症的人类一样，这些猴子在实验开始阶段容易出现懈怠。然而当距离获得果汁奖赏越来越近时，猴子却会坚持完成任务，并且很少犯错。

　　里士满的研究小组猜测，负责传递奖赏感觉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可能是这种行为的起因。与里士满一起工作的分子遗传学家爱德华·金斯（Edward Ginns）用一种名为反义DNA（DNA antisense）的分子“诱饵”，在猴子大脑中涉及奖赏视觉线索的鼻腔皮质（rhinal cortex）脑区内，抑制了部分多巴胺受体的作用。这种方法消除了多巴胺的影响，猴子便无法预期哪次尝试能获得果汁奖赏。结果，为了万无一失，猴子们一直小心谨慎地重复训练任务，用里士满的话来说，似乎“每次尝试距离获得奖赏都仅一步之遥”。

　　但是，消除了多巴胺影响的猴子，行为强度不尽相同。一些猴子在经过多巴胺抑制处理后，仍然不慌不忙地重复训练任务，即使在将要获得奖赏的时刻，他们也不会更加努力和小心谨慎。这项观察结果说明了拖延症的个体差异性：某些人可能要比其他人更容易办事拖拉。

　　个性特征

　　20世纪末，心理学家开始研究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大人格特质：认真性、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和外倾性，这些特质结合起来可以形容任何一个人。根据斯蒂尔的观点，个体表现出每种上述特质的程度，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他们的拖延症倾向。

　　与拖延症联系最紧密的性格特质是认真性——确切地说，缺乏认真性特质的人更容易拖延。高度认真的人有责任感、有组织性并且勤勉刻苦。因此，做事不太认真的人更可能办事拖拉。比较冲动的人同样容易拖拉。派希尔说：“冲动的人更容易见异思迁。”因此，他们很容易被诱惑，并分散注意力。比如在撰写期末论文的过程中突然受邀共饮，他们往往不能意志坚定地拒绝。

　　焦虑也会导致拖延症。焦虑是一种与神经过敏症有关的症状。拖延的人迟迟不肯开始是因为害怕失败（我担心自己会搞砸这项任务），害怕最终会出错（我必须确保结果完美），甚至害怕成功（如果我做得很好，人们就会对我抱有更高的期望。因此，我要把工作拖到最后一刻才做，并且不要做得太好，这样人们就不会对我期望太高）。

　　这些人格特质，与那些影响力较小的特质一起，跟环境产生交互，在特定情境下发挥作用。研究人员目前正试图了解先天本性与后天教养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期能够统一现有的拖延症理论，并预测哪些人可能在何种情况下拖延。斯蒂尔已经推导出一个数学公式，用来定义“效用”（utility），即人们对完成一项工作任务有多么强烈的意愿。为了确定一项任务的效用，并据此判断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去立刻执行，斯蒂尔引入四个基本因素，即期望（E），价值（V），拖延直到获取回报或受到惩罚（D），以及个体对于拖延的敏感性（P），得出下面的等式：

　　U=(E*V)/(P*D)

　　当一个人期望获得成功，或者认为一项特定任务很有价值时，他才更有可能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因此，较高的期望值或价值会增加任务完成的效用。另一方面，如果任务的回报或惩罚遥遥无期，或者当事人极为“敏感”，也就是比较容易分散注意力、冲动或缺乏自控力，那么他执行这项任务的可能性便较小，至少不会马上去做。因此，个体对拖延的敏感性以及拖延习惯本身，也会降低一项任务的效用，导致拖延的发生。

　　一些科学家认为，复杂的人类行为不能完全用数学公式来表达。派希尔说：“这些公式会误导你相信，如果在其中填入数据，我就可以说出下周五你会做什么。”不过，斯蒂尔的等式对统一有关拖延症的多种动机及心理理论进行了初步尝试，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借鉴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