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中的工人和测绘届的“微笑老汉”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0年后就被送进博物馆
解析测图仪是1988年老刘的科研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时，所有人都为之雀跃：它结束了国外精密测绘仪器长期以来一统中国市场的局面。到1998年，这种类型的解析测图仪几乎同时进了博物馆。
“测绘技术更新太快了！”老刘经常被这种紧迫感催促着。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测绘行业还处于原始的手工操作阶段，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的未来与计算机有关。很多单位并没有计算机。刚刚工作的老刘得知一些单位的计算机向社会开放，他就千方百计地争取机会，到处打“游击”。中科院计算机所距离他的单位远，预约的时段又不好，他不得不前半夜动身，坐着末班公交车到计算机所等着后半夜上机。上机结束了，天已经大亮了。他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
到了今天，计算机与测绘行业的关系密不可分。刘磊是老刘的研究生，2002年年底，这个小伙子刚来到研究院，还有点“欺生”的想法：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怎么会懂编程？谁想到，他一开口，就再也不敢班门弄斧了。
多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让老刘成为电学、光学、机械方面的专家。用脑过度的老刘刚过40岁，头发就白了。他去学校给小儿子开家长会，同学问：怎么你爸爸没来开家长会，反而是你爷爷来了？
1994年老刘带着课题组去成都对德国的D2测图仪进行改造。工作中遇到了问题：同样是德国产的导轨，改造后的精度竟然达不到要求。经过讨论之后，老刘下了结论：问题出在导轨上。
同事不相信：这是德国产的导轨啊！
老刘说，不要迷信外国产品。这个导轨的宽度和高度有问题，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宽度和高度才能保证精度。
事实证明了老刘的判断。
“老刘的成功就在于他从来不迷信外国产品，反而是找到国外产品与中国实际应用的差距，把国外产品的短处变成我们的长处。”同事周祚域说。
同事的总结是：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原因的，刘先林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
在老刘的办公桌下，有一个装打印机的旧纸箱子。只要看到有用的资料老刘就会撕下来，粘到一张纸上，没用的材料他就随手扔到箱子里。几天下来，纸箱子就要清理一次。老刘的研究生李峰第一次帮他做PPT，拿到的是一张破破烂烂的纸，上面贴满了不规则的纸片。不以为意的小伙子一边输入，一边感到吃惊：貌不惊人的纸片上都是顶尖的新知识。
年近70岁的一线院士
2002年，一套进口数字航摄仪的价格要1600多万元，国内引进了十余套。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刘看着心疼，就主动背上一口“黑锅”，带着科研人员研制数字航摄仪。
同事杨海东说，这个项目经常要到野外作业，进行地面控制，非常辛苦，要布点、测点。2005年7月，他们要在山西稷山县农村做试验。30平方公里的地方布上200多个点。所谓一个点，就是在地面打桩，用1米乘1米的塑料贴上黑外皮。这些基础的活根本不需要老刘动手，可这位快70岁的院士还是跟着年轻人一起干活，劲头比他们还足。一天下大雨，大家说别去了，老刘说不行，天不等人，就奔了出去。
为了这个数字航摄仪，老刘真是拼上了老命。2006年在宜宾试飞，像公园里小船一样大小的蜜蜂3型飞机就是他们的工具。这架小飞机没有密封，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个人。老刘二话没说，自己上了这架小飞机，一飞就是40多分钟。下面的人手里都攥着一把汗。
研制成功了，老刘吐了一口气：几个月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终于搬掉了压在身上的“黑锅”。
“这个年纪的院士还奔波在科研第一线，少有。”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评价。
老刘的手机24小时开机，谁要号码他都给。而平常不善言辞的他，只要说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滔滔不绝。他的客户任何时候有问题都可以找到这位院士，并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答。更让客户们感动的是，无论身在何地，老刘总是亲自上门做技术服务。
一次，因为生产厂家的原因，一台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本来没有责任的老刘带着几个年轻人到了南京，一到地方就干活，老刘更是钻到了桌子底下。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维修工。
很多人不理解：维修服务派个人就可以了，你时间这么紧张，干吗还要亲自去？
老刘说，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亲自做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也是树立用户对国货信心的最好方法。
多年的努力终有回报。老刘和中国工程院张祖勋院士的研究成果，占领了摄影测量设备95%的国内市场。
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测量专业被认为是贵族专业。一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工学院的老师到原武汉测绘学院参观。看着一台又一台的设备，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不无羡慕地说：你们的专业的确是一流的，可是我们办不起。一台解析测图仪就要十几万美元，最便宜的也要四五十万元人民币。
现在，这个昔日的“贵族”专业变成了“平民”。一台教学版的解析测图仪不过1万多元人民币。全国拥有摄影测量专业的高校从原来的几所壮大到100多所。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评价：老刘对此功不可没。
科学是最好的生活
测绘科学泰斗、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之卓先生是老刘和张祖勋院士的导师。张祖勋院士曾经劝他：您都退休了，不要天天钻在测绘领域里看测绘的专业杂志，关注自己的学生又干了些什么事情。没事的时候不如看看小说放松一下。
王先生回答：小说太费脑筋了，要记住那么多的人名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张祖勋院士感慨：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对科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做科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在享受生活。
对老刘来说，科学就是最好的生活。
上个世纪60年代，半导体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个大件，一台好点的半导体要花去大学生两个月的工资。与老刘同年进入研究院工作的贾玉澄说，当年自己为了结婚买了个半导体。老刘也买了个半导体，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拆开重新组装。
对于技术狂来说，如果一个东西不拆开，不了解内部构造，就没有办法把它了解透彻。
后来，老刘拆的东西更多了，拖拉机、柴油发电机，还组装电视机。这个习惯他多年未改。上个世纪80年代，老刘为了上班、购物和载人，买了一辆三轮车，进行改装。车把的位置向后延伸，座位往后移到货箱上，这样就可以半躺着骑车。兴致勃勃的老刘不管路人的奇怪眼神，甚至骑着这辆三轮车，从西四环出发到牛街去买牛肉。
这几年，老刘研制数字航摄仪，遇到一个难题：需要设计一个程序，引用一个信号，统一控制四台专业数码相机的快门。这就需要把相机拆开了看内部的结构。可从国外买来专业的数码相机，价格昂贵：一台要30多万元。
一帮年轻人看着这台相机不敢动手，也不知从何下手，一台30多万元啊，要是弄坏了，多大的损失！
“打开它，不行就动扁铲！”老刘发了话。
这几年，因为眼神不如年轻的时候，老刘动手少多了，可是总忍不住会手痒。一次，刘宗杰正在用钢锯锯一个零件，老刘看见了，抢过钢锯说：我给你锯，我可是钳工啊！
小字辈们笑着说：老刘干活生猛，手上伤疤不少。
老刘的乐趣在妻子刘惠看来未必是乐趣。曾经是小学老师的刘惠说，当初找朋友，要找一个知识分子，聪明、有成就。没想到他太热爱工作了，成了工作狂，有些过火了。
早年生活艰苦，夫妻双方都在忙工作，老刘把家甩给了妻子，一心扑在科研上的他很少有时间打理这个家。刘惠说：“我感到最幸福的就是在一起玩。我们能玩到一起去。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太有限了。”
本以为退休了，老两口能安享晚年。没想到，老刘又一头扎进数字航摄仪的研制中。心有愧疚的老刘用自己的方式补偿妻子。工作不忙的下午，带着妻子去香山吸氧。平常到外地出差尽量带着妻子一起散散心，但是前提是自己为妻子的机票和住宿费出资，绝不让对方单位埋单。
“说是带我散心，可到了地方，他又埋头工作，我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刘惠很无奈，但也理解自己的丈夫：他走过一个灯塔，又在追求下一个灯塔。你如果不让他碰科研，他会受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