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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源政策灵活应变是关键
日本的能源政策一直都对本国经济产生着很大影响，自2011年福岛核电危机大爆发以来，日本国内围绕电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如今，日本国内针对核电政策出现了赞成派和反对派两种声音。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但是我们更加需要一个理性的态度去面对日本核电的发展。
早在明治时期，日本为了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向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日本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时，却忽略了它同样会制造灾难。
日本的核电发展之路历经波折。二战结束伊始，作为“战败国”，联合国全面禁止日本涉足核技术研发。然而到了1953年4月，随着《旧金山合约》生效，日本研究核技术的禁令被解除了。这成为日本核电发展的起点。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等四位议员向国会提出“原子力研发预算案”获通过。1955年12月，日本《原子力基本法》出台，从法律上为日本发展核电铺平了道路
日本的核电发展遵循所谓“国策民营”的二元体制，即政府规划，民间电力公司运营。在自民党一党执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官僚力主发展核电;而取得巨大收益的民营核电产业，又以政治献金等形式“反哺”了力挺核电的政客和官僚。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应对上的种种失策、混乱，正是这种“国策民营”的二元体制惹的祸。
福岛第一核电站是日本最年久的核电站之一，自1970年启用以来，一直沿用着美国60年代的技术。设备和技术都已经落后于时代。事实表明，如果日本在早期及时更新技术的话，也就不会遭遇那场悲剧。
此外，日本与核电相关的行政部门，如核安全委员会、内阁府的原子能委员会和文部科学省等部门，在核电安全和核燃料回收等工作中出现了分工不明确的现象，重启核电，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行之有效的合作和配合。
福岛核泄露事故发生后，整个世界谈“核”色变。日本相继关闭了54座核反应堆，德国也掀起了“反核运动”的高峰，并提出于2022年实现“零核电”的目标。由于地理位置毗邻法国，德国希望同法国进行电力交易以弥补可能出现的供电缺口。此外，德国还计划在撒哈拉沙漠地区建造大型的太阳能发电厂。然而，即使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好，完全脱离核电依然任重而道远。相比之下，日本更是举步维艰。“零核电”计划在日本仅维持了两个月就因为电力供应紧张而被取消。
福岛核电危机爆发前，日本政府曾为2030年的核电比例发展目标设定了三个方案：0%、15%或者20～25%。日本政府对核电所占比率的提前预计是“事前调整”型社会的典型案例，日本人谨小慎微的性格使得能源政策缺乏灵活可变性，并趋向于僵硬化，这不利于国家的安全发展。
现阶段，日本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是不可能的。太阳能和风能都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而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会引起电价上升、电力成本提高等一系列问题。针对日本当前的能源架构，需要从现实出发，首先在保留核电的前提下作出细节性的调整，同时边走边看，寻找更适合日本国情的能源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