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小世界里挥洒大写人生——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刘忠范的办公室里放着成堆的书籍，在整齐排列的书架上，一小张加塑封的白纸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研究的乐趣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本身。因为过程当中隐藏着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目标，这也是科学家们乐此不疲之奥秘。”刘忠范告诉记者，这是自己刚回国的时候提笔赠与学生的。“你看纸边都有点泛黄了。”刘忠范笑着说。一样的笑容，在他回忆学成归国的往事时，在他展望纳米科技的未来时，这位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似乎褪去了这一光荣的头衔，展露出自己率真的一面。
谈北大：“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其他高校”
1983年本科毕业后，刘忠范赴日留学，先后在日本横滨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并继续在东京大学和分子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本科期间养成的勤奋学习习惯，让刘忠范获得了日本政府奖学金并在《Nature》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与百废待兴的中国不同的社会环境，也让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刘忠范更加开朗起来。这时，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蔡生民教授找到了他。“我回国这件事和蔡生民先生有很大关系。他不止一次地来东京邀请我回去，我在名古屋的时候他也专程来会见我，这种真诚打动了我。”至于选择北大，刘忠范认为，自己当时也没有考虑过其他高校，或许北大的悠久历史吸引了他，或许北大的自由氛围吸引了他，总之，十几年后回忆起来，刘忠范觉得，“北大是最适合我的”。
1993年回国后，刘忠范亲手建立起光电智能材料研究室。当时高校还多以“课题组”形式组织科研，“研究室”这个名字新鲜而洋气。“我喜欢这个名字。”——谈起自己的燕园生活和工作，刘忠范不止一次地直接用“喜欢”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没等记者追问太多，刘忠范就谈起自己愉快的“创业经历”：“我刚回国的时候，的确什么都没有，完全从零开始做。有几间空房子，每一个插头在什么地方放着，都是我自己设计以后找人安装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己买的。”
1993年的时候，刘忠范花了50多万人民币买了一台用于看原子和分子的STM仪器(扫描隧道显微镜)，差不多是国内最早进口的洋玩意。一般来说，需要为仪器配置防震台，但是因为资金紧张，刘忠范只能带着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工地上找沙子和锯末作为代替性的防震装置。“学校里有个加工厂，我们向工人恳求了好些时间才拿到这些锯末。”“沙子和锯末弄回来以后，还要晒干才能用。我们是7月份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正好赶上雨季，一下雨还得抢收这些晒着的宝贝。回国当时30多一点，非常有激情，这些事情我都记忆犹新。”
刘忠范一直强调做科研是和学生一起做，十几年前是这样，十几年后依然如此。90年代的研究生培养，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本，更多的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做科研”。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如此繁荣的今日，刘忠范立场坚定地告诉学生自己的教育理念，“老师和学生绝不是老板和打工仔儿的关系，而是研究伙伴。老师的任务是为学生创造最好的科研条件和环境，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共同解决感兴趣的科学问题。”
刘忠范十分注意保护学生的科研兴趣。“一个新学生来我这里做科研，我都先问他的特长和爱好是什么，我让他自己找感兴趣的问题。当他不知道对什么感兴趣时，我会问他哪些不感兴趣，以尽量避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这也是他教育理念的第一页，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做科研的过程中，刘忠范赠与学生的是“坚持”二字——“做科研不是百米赛跑，而是马拉松，看谁有耐力。”但是，刘忠范从来不管学生几点来实验室，几点离开实验室。他觉得研究是自由的，自己也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北大的自由氛围也十分适合我”。在回国建设研究室时，喜欢打羽毛球的刘忠范也建立起自己的羽毛球俱乐部，带着学生和同事们打羽毛球，十几年雷打不动。谈起科研中的这些小幸福时，刘忠范暖暖地笑了。
这种张弛有度的教育机制，成就了刘忠范的桃李满天下。“北大的学生都是聪明勤奋的，这是他们最可爱的地方。”因此，师承刘忠范之后，他们在科研的路上越走越远，刘忠范毫不避讳地说这是他最自豪的地方：“我的学生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9个正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就更多了，大多数都在名校工作，也包括美国、加拿大的著名高校。”
只有一个负责任的老师，才会收获满天桃李。刘忠范教育理念的最后一页，是“责任”二字。现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的刘忠范，对组织学术会议也有独到的见解：“组织学术会议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由于各种原因，大家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并不均等，年轻教师和学生就更少了，需要有人愿意付出，给大家创造这种与国内外的学术高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高人过招，既可以把握最新学术动态，又可以产生压力和前进的动力，当然，也有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刘忠范的学生或许不在意自己在实验室的工作时间，但是“责任”二字，使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由自主地在朝科研的征途进发。
谈纳米：“我希望立足两头，顶天立地”
刘忠范是真心喜欢纳米。他在谈到给元培学院大一学生上“普通化学”课时，说自己举例子总是和纳米有关，“是职业病呢”，又是一样的微笑。
他说自己仅仅是中国做纳米的最早一批中的一员。“1994年，我申请了科技部的一个攀登计划项目，经费500万”——在90年代初期，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刘忠范成为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当时科技部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他从此开始了纳米攀登之旅。
“当时是做纳米级的信息存储技术，相当于超级光盘。这个项目共有三个承担单位，还包括当时的北大电子学系——现在的信息科学学院的吴全德院士和薛增泉教授以及吉林大学化学系的李铁津教授。吴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但对“纳米”非常敏感。吴老先生和薛教授都是做信息技术的，尤其有感于我国微电子技术发展的曲折和落后现状，而纳米技术应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我们之间产生了强烈共鸣，觉得应该酝酿一个计划，大张旗鼓地在纳米领域开拓。这就是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时间是1997年9月27日，这是中国高校的第一个从事纳米交叉学科研究的综合性研究中心。”
如果说和学生们一起创建纳米研究室是科研路上点点滴滴的小幸福、小快乐，那么在学术长者的带领下参与到中国纳米科技事业的发展建设之中就是波澜壮阔的大手笔了。吴老先生过世时，刘忠范曾为其赋诗一首：“岁暮霜寒愁无限，故人西辞九重天，科海神游昨日事，后生犹记谆谆谈，当年纳米先行者，呼号上下古稀年，艺术融合科学道，更存高德于世间。”而十几年来，中国纳米科技的发展，也在长者和青年学者的推动下，发展得飞快。
谈起中国纳米的发展，刘忠范骄傲地说：“中国的纳米研究，从发表文章的数量上看，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了，文章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尽管原创性和影响力尚有待提高。”
刘忠范为中国纳米的发展简单勾勒了三部曲：科学、技术和工程。“要向两头进军，一头是解决纳米中的大科学问题、真正的原创性科学问题;另一头是纳米技术的产业化问题，解决关键的技术和工程问题。我们还有许多努力和挥洒的空间，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是一条崎岖的攀登之旅，纳米技术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所蕴藏的巨大生产力。国家需要投入和耐心，最后才能开花结果。”因为做纳米、爱纳米，所以他在讲述这番话时，十分专注。
接着，刘忠范又谈起与自己一同成长的北大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北大做纳米的人非常多。我们建立这个中心，就是希望搭建一个囊括各个学科的交流平台，形成北大的特色，为推动中国纳米科技的进步做出北大的贡献。北大的纳米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纳米科学的层面，经过十几年来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内外也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和地位，化学学院、信息学院和物理学院的纳米团队功不可没。当然，我们还缺少重大的突破，需要从高原到高峰的飞跃。未来的发展需要重视工程和产业化，未来中国的纳米产业需要有北大制造的标签，相信工学院纳米团队的加入会推动这一进程。”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师生，因为投身于“分子共和国”而特有的自信与乐观，此时也展现在这位在纳米的小世界里“挥斥方遒”的新晋院士身上。
这位院士很率真地说：“我很喜欢上课，虽然上课很花时间。”
这位院士很率真地说：“做科研最重要的是好奇心。”
这位院士很率真地说：“师生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商品经济中的雇佣关系。”
这位院士很率真地说：“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崇高的头衔，一不小心拿到了，当然开心。”
刘忠范并不是一不小心拿到这个头衔的，他对科研的热爱、对学术的坚持、对教学与行政工作的负责，都是他在纳米小世界里大写人生的一笔一画。
-
精英视角
-
精英视角
-
精英视角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
精英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