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根子在于体制监管缺失
这里不是要求所有行政执法机构都成为像海关一样的直属中央管辖，而是要让监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保证各级机构能够完全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独立
履行职责，而不放弃职守，屈从于地方利益。对照权责相等的原则，现在出了事故就把质检部门的官员免职的做法有失公正，因为这些部门本身处境尴尬：如果主管
官员无论是否履行职责都可能官位不保，摘帽子的惩罚还有什么意义？问责制即使落实，又有多少效果？
监管重心太高和法治不严，自上而下的监督无法到位，地方政府缺乏约束，职能部门也难以依法履行职责，又没有严格健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安全 管理漏洞百出，食品危机一触即发的形势就难以扭转。乳品行业使用三聚氰胺几成潜规则，普通奶农都知道这一“秘诀”，而监管部门竟然蒙在鼓里，原因在于自下 而上的信息渠道被完全堵塞，或者用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根本没有真正开通。舆论监督可以被封杀，消费者投诉可以被私了，企业报告可以被 扣压，如此信息匮乏，职能部门要想监管也难，而没有了基层鲜活的信息，重心高高在上的国家质检总局除了在地方上事情闹大之后赶紧救火之外，也真的很难有更 好的办法。
面对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挖掘现有体制的潜力是必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市场管理体制还是社会管理体制，长期落后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 必然会出现种种缺陷，如此格局要是得不到解决，那现任官员再奔忙，只能徒唤奈何，对现任官员问责再严格，也于事无补。体制的问题必须在体制层面上解决，制 度本身健全了，官员的个人努力才能产生效果，摘官员帽子的问责制也才能产生效果。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审视三鹿事件则具备了特殊意义。此类事故如果不能找到解决的长效机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信念甚至亦会在民间产生动摇，这将是对改革的最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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