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血液嗜酸粒细胞计数作为气道疾病的标志物是研究的热点。这是一项容易获得的测量结果，研究已经显示血液嗜酸粒细胞计数和疾病恶化风险的一致阳性关系，可通过吸入糖皮质激素（ICS）和抗白介素-5单克隆抗体降低。

    迄今为止，大部分工作已在重度哮喘患者中进行，或对中至重度慢阻肺患者使用ICS的干预研究进行事后分析。但对血液嗜酸粒细胞计数和不太严重哮喘患者预后相关性知之甚少，几乎没有关于纵向研究的可用信息。NADIF等发表于《欧洲呼吸杂志》上的研究很受欢迎，因其提供了这两个领域的新的和有趣的信息。

    血液嗜酸粒细胞计数≥250个细胞/mm3，以及血液中性粒细胞计数≥5000个细胞/mm3归类为血液中嗜酸粒细胞高水平。这些预定义水平是基于既往数据，并代表血粒细胞计数分布的第三四分位数。血细胞分类，哮喘症状和哮喘发作间的相关性被不断分析。研究者评估不同的临界值，确定哮喘预后和炎症模式一致性的关系，评价这些相关性的强弱。这些额外分析支持并加强他们的主要结论。

    哮喘被确认为含4个确认问题的自我报告，和/或医疗记录审查，但当前未进行肺功能检查。症状控制的评估是通过对GOLD哮喘定义相关问题的反应。研究者报告，“不受控制的疾病”患者在横截面分析和纵向分析组受试者中的比例分别为10%和13%，而“部分控制疾病”的患者约占1/3的受试者。ICS的整体使用与报告的哮喘控制水平低相关，仅25.7%的受试者报告在过去12个月内规律性使用ICS，每日中位剂量为250 μg （范围是50–500 μg），60.3%的受试者在过去12个月内未使用药物。虽然患者可能有症状并且治疗不足，但根据治疗需求标准，人群研究的特点是轻度的。

    四种主要细胞炎症模式确定为：粒细胞缺乏型(paucigranulocytic)（48.9%），嗜酸粒细胞型（31.6%），中性粒细胞型（10.6%）和混合型（8.9%）。这些炎症组在12年后仍稳定。但这些模式与气道炎症的相关性未知，因为未进行直接气道测量。

    根据其他研究，可合理的总结出，嗜酸粒细胞组更可能有嗜酸粒细胞气道炎症，但中性粒细胞组不能得出这样的假设。全身因素，如肥胖、年龄和全身炎症，以及更多的气道特异性因素，如吸烟和使用糖皮质激素均可能影响测量结果。嗜中性粒细胞高水平人群通常是高龄人群，以女性为主，和经常使用ICS的人群，吸烟者比例较高，并且在既往4周内通常报告有呼吸道感染，支持各种原因引起的血液嗜中性粒细胞升高。

    在纵向分析中，在调整慢性支气管炎、ICS使用、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吸烟状况后，这些人群哮喘控制不佳，并且有更高的急性发作频率。持续中性粒细胞增多与这些预后高度相关。未见与肺功能下降相关。

    相比之下，在嗜酸粒细胞增高组，未见与症状或急性发作的显著相关性，并且这些变量随时间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的变化未见有意义的改变。在随访时，这组患者确实有较高的气道高反应性，较低的FEV1和较高的血清IgE。这些结果不同于DREAM研究，DREAM研究显示重度嗜酸粒细胞哮喘患者中，急性发作频率和血液嗜酸粒细胞计数强相关。

    此外，两项大型的，基于社区的观察性研究显示，血液嗜酸粒细胞计数和哮喘发作的“剂量-反应”相关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使用ICS掩盖了EGEA人群中急性发作频率和血液嗜酸粒细胞的相关性。在这种非干预性研究中很难确定生物标志物和特异性治疗间的相关性。

    NADIF等进行的分析比较重要，因其表明诱发症状表现的机制与更传统的哮喘相关测量可能无相关性。因此，治疗策略可能需从基于症状的“一刀切”方法转变为针对驱动发病原因和针对个体化管理的新方法。一个未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血液粒细胞模式可确定“治疗特点”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