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错位的教育程序
最近随机调查了几十名即将上毕业班的大学生，得到以下结果：35%的被调查者表示大学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考研、专升本，45%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找工作，80%的高职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将主要在校外实习，只有不到10%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大学学业做好毕业设计。
询问有关学校，笔者得到这样的回答——本科学校告诉我：“现在考研竞争这么激烈，找工作压力这么大，大学第四学年，学校的课程不可能像以前要求得那么严，主要交给学生复习、找工作，何况大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校里、课程上了。”高职学校告诉我：“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学生就业情况不好，一切都是空谈，第三学年让所有学生都去校外实习找工作，是很多高职的普遍做法。”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果，大学本科4年，变成了3年；高职高专3年，变成了2年。如果再往前推，高中3年，最后1年其实在全面进行复习。整个教育于是变为：高中学2年，全面复习1年；大学本科学3年，找工作、考研1年；高职高专学2年，校外实习找工作1年。
从“效率”上说，这样的教育，“衔接”十分紧密，而且，也是当前升学压力、就业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如此的教育，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偏离应有的方向。
拿考研来说。按理，申请读研、报名考研，应该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可是，应届毕业生准备考研，是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参加考研，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这个时候，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只是准学士学位获得者。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名学生因全力准备考研，耽误了大学课程以及毕业设计，学校念其已经被某校录取，而在课程要求与毕业设计中“放其一马”。有的学校甚至为了鼓励学生考研，主动降低正常的本科教学要求，以便学生能在考研竞技场全力以赴。
拿就业来说。按理，学生择业，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这样，可以保证大学教学的质量。但是，学校在每年9月就要公布当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的压力下——国外往往在学生毕业一两年之后统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无不要求学生从大学四年级一开始（甚至提早到大三下学期）就认真准备寻找工作，辗转于各人才市场，而大学生也担忧毕业之后工作无着衣食无着，于是无不希望能早点落实工作单位。由于在校学生尚未取得毕业证，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双方只能签订协议书，而在学生毕业之后，学校还将发给学生“报到证”，以此证明学生的身份，让学生去用人单位报到，并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可以说，协议书、报到证，都是由于就业工作前置而新增的环节。
再拿高考来说。按理，高中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学生达到高中会考的标准，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此后高中毕业生自行选择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报考大学。学生在社会上参加考试，升学情况好坏，不与高中教育直接挂钩，方可使高中教育能立足高中，而不是一切为考大学而进行准备。
把高三变为全面复习年，把大四变为全面考研、就业年，其实压缩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从客观上说，无法保障大多数学生的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否则，就应该将高中变为两年制、大学变为三年制。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教育程序错位，在于教育导向的偏差和大家对教育功能的误读。
目前的教育导向，在基础教育是“升学”，升学是压倒一切的教育任务；而在高等教育则是“就业”，就业是教育的“生命线”。这样的教育导向，就会引导基础教育围绕“升学”来安排教育教学，引导高等教育重视职业化、功利化、技能化的教育，而忽视非职业化、非功利化的教育。而相关的制度安排，也充分体现出这样的导向。
同样，对于教育的功能，大家的共识不是让受教育者得到受用终身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价值观念，而是能升入好学校、能找到好工作。那些越能让受教育者更好升学、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学校，就越容易受到受教育者的追捧，而学校为升学、为找工作而采取的各种“挤出其他教育”的措施，也往往得到一致喝彩——受教育者会认为“学那些无用的功课有什么用！”——这又将促使学校在强调升学、强调就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毫无疑问，不关注升学与就业，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将很难有生存的舞台，但是，教育不能因为升学与就业就彻底功利化。功利化的教育，在短期可能会满足受教育者的功利需求，而从长远看，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有名无实”，缺乏与身份相对应的能力与素质，由此影响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受教育者对此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学校拿出一年时间来给你找工作、复习，就是对受教育者的关爱，你会发现，今后要花很多精力来弥补这一年时光的差距。
改变教育程序的错位，不但需要改变教育导向及相关制度——比如考研制度、高考制度，目前集中的卷面考核，显然要求受教育者必须耗费时间精心准备；而将其改为多元标准方式录取，则会缩减受教育者为考试而付出的准备时间，不至于在考试上耗费大量的精力，即便“程序提前”，与学业并行，也不至于造成对其他教育的“挤出”。这还需要整个社会转变教育观念，要明晰哪些“功能”应该由教育承担，哪些功能不应该由教育承担，当教育不能完成本身的职责却去承担其他职责时，必将导致教育质量缺乏保障。这是导致大学生供给数量多而用人单位无法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才的重要原因。
询问有关学校，笔者得到这样的回答——本科学校告诉我：“现在考研竞争这么激烈，找工作压力这么大，大学第四学年，学校的课程不可能像以前要求得那么严，主要交给学生复习、找工作，何况大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校里、课程上了。”高职学校告诉我：“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学生就业情况不好，一切都是空谈，第三学年让所有学生都去校外实习找工作，是很多高职的普遍做法。”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果，大学本科4年，变成了3年；高职高专3年，变成了2年。如果再往前推，高中3年，最后1年其实在全面进行复习。整个教育于是变为：高中学2年，全面复习1年；大学本科学3年，找工作、考研1年；高职高专学2年，校外实习找工作1年。
从“效率”上说，这样的教育，“衔接”十分紧密，而且，也是当前升学压力、就业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如此的教育，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偏离应有的方向。
拿考研来说。按理，申请读研、报名考研，应该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可是，应届毕业生准备考研，是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参加考研，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这个时候，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只是准学士学位获得者。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名学生因全力准备考研，耽误了大学课程以及毕业设计，学校念其已经被某校录取，而在课程要求与毕业设计中“放其一马”。有的学校甚至为了鼓励学生考研，主动降低正常的本科教学要求，以便学生能在考研竞技场全力以赴。
拿就业来说。按理，学生择业，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这样，可以保证大学教学的质量。但是，学校在每年9月就要公布当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的压力下——国外往往在学生毕业一两年之后统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无不要求学生从大学四年级一开始（甚至提早到大三下学期）就认真准备寻找工作，辗转于各人才市场，而大学生也担忧毕业之后工作无着衣食无着，于是无不希望能早点落实工作单位。由于在校学生尚未取得毕业证，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双方只能签订协议书，而在学生毕业之后，学校还将发给学生“报到证”，以此证明学生的身份，让学生去用人单位报到，并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可以说，协议书、报到证，都是由于就业工作前置而新增的环节。
再拿高考来说。按理，高中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学生达到高中会考的标准，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此后高中毕业生自行选择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报考大学。学生在社会上参加考试，升学情况好坏，不与高中教育直接挂钩，方可使高中教育能立足高中，而不是一切为考大学而进行准备。
把高三变为全面复习年，把大四变为全面考研、就业年，其实压缩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从客观上说，无法保障大多数学生的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否则，就应该将高中变为两年制、大学变为三年制。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教育程序错位，在于教育导向的偏差和大家对教育功能的误读。
目前的教育导向，在基础教育是“升学”，升学是压倒一切的教育任务；而在高等教育则是“就业”，就业是教育的“生命线”。这样的教育导向，就会引导基础教育围绕“升学”来安排教育教学，引导高等教育重视职业化、功利化、技能化的教育，而忽视非职业化、非功利化的教育。而相关的制度安排，也充分体现出这样的导向。
同样，对于教育的功能，大家的共识不是让受教育者得到受用终身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价值观念，而是能升入好学校、能找到好工作。那些越能让受教育者更好升学、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学校，就越容易受到受教育者的追捧，而学校为升学、为找工作而采取的各种“挤出其他教育”的措施，也往往得到一致喝彩——受教育者会认为“学那些无用的功课有什么用！”——这又将促使学校在强调升学、强调就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毫无疑问，不关注升学与就业，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将很难有生存的舞台，但是，教育不能因为升学与就业就彻底功利化。功利化的教育，在短期可能会满足受教育者的功利需求，而从长远看，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有名无实”，缺乏与身份相对应的能力与素质，由此影响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受教育者对此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学校拿出一年时间来给你找工作、复习，就是对受教育者的关爱，你会发现，今后要花很多精力来弥补这一年时光的差距。
改变教育程序的错位，不但需要改变教育导向及相关制度——比如考研制度、高考制度，目前集中的卷面考核，显然要求受教育者必须耗费时间精心准备；而将其改为多元标准方式录取，则会缩减受教育者为考试而付出的准备时间，不至于在考试上耗费大量的精力，即便“程序提前”，与学业并行，也不至于造成对其他教育的“挤出”。这还需要整个社会转变教育观念，要明晰哪些“功能”应该由教育承担，哪些功能不应该由教育承担，当教育不能完成本身的职责却去承担其他职责时，必将导致教育质量缺乏保障。这是导致大学生供给数量多而用人单位无法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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