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科研人员健康的根本在于体制“减压”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我们要学习黄大年同志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
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
黄大年的英年早逝让我们再一次将目光聚集在了这样一群科研人员身上，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勇攀科学高峰的黄金年龄，却因常年超负荷工作倒在了科研一线。扼腕叹息的同时，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科研人员成了身体健康的“高危人群”？应做些什么来为他们健康工作保驾护航？
科研人员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睡眠缺乏情况严重，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同时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
从数据看，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可能通过挤压有利于健康的运动时间，换取更多的工作时间，长此以往，可能会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一项调查得出了类似结论。该调查称，只有12.84%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不多于40小时，刚刚符合《劳动法》的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而多达58.39%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调查显示，将近一半人表示自己过度疲劳，不太健康；只有一成人群表示自己非常健康。
黄大年的去世不是孤例，近年来，科研人员猝死事件并不少见且有年轻化趋势。中国科学院某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硕（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一些时间节点紧的重大任务中，科研人员因劳去世甚至成为无法避免的现象。
我国科研人员面临多重压力
“科研人员目前的一个生存现状是面临着多重压力。”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杨国梁认为，这种压力首先表现在同行竞争方面。“我们现在处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科研领域也不例外。科研人员要面对来自全球的竞争。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很多科研人员追求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和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卓越表现。看到同行们每天都在发最新的论文，这对科研人员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压力。相比国外科研人员，由于国内科研人员没有语言的优势，这种压力还要更大”。
对于我国科研人员而言，除了同行竞争，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于我国的经费管理体制和薪酬体制。“比如在目前三元工资制的薪酬体系下，岗位津贴和绩效工资须从课题经费中支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就面临着需要不停找经费的压力。如果课题经费断档，不仅自己的研究小组难以为继，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杨国梁分析，“职称晋升也是科研人员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争取到的经费、科研成果的数量等等都有很大影响。”
综合看来，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薪酬体系、经费管理体系、职称晋升体系等等都成为了科研人员的压力来源。“其中的核心是对科研人员稳定支持的部分相对不足，这就造成了我国科研人员尤其是需要在学术积累、学术路径上有所成长的年轻科研人员面临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国外的同行”。
从根源上保障科研人员身体健康
“其实每个行业都有竞争压力，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科研体制与管理方式。”王硕说。
在杨国梁和王硕看来，科研管理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对科研发展的影响。
此外，“国外在薪酬体系上对科研人员的基本生活是有保证的，所以国外很多科研人员基于自己的兴趣追求科学前沿。而在我国学术界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之下，社会和管理层对科研人员赋予的角色很多，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全能型的‘铁人十项’选手。‘评价体系需要什么，我就要有什么’。”杨国梁表示，这与国外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英国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主要有四个指标，论文、经费、服务和教学。这四个指标中有两个指标达到考核要求就可以了。但在国内，由于要求相对分散，科研人员有限的精力下很难面面俱到。”
王硕建议，关注科研人员健康要防患于未然，加强科研人员保健工作，而不是等积劳成疾后再医治。同时建立起疗养、学术休假等制度。“可以在超时工作后启动强制休假机制”。
王硕还提示，除了频频发生的科研人员猝死事件，我们还应该关注大多数科研人员的亚健康状态，“尤其是对处于35~45岁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这个群体在科研上是有经验、有干劲的阶层，应当加强对他们的健康保障工作。”
“我国引入现代科学的历程相对西方来说较短，科学制度化方面面临的很多问题处在发展和改革变化的过程之中。我们之前过多地强调了竞争的问题，随着国家现在科研实力的提升，应逐渐把之前通过相对较强的竞争促进发展的思路转变为充分激发研究人员兴趣，给科研人员‘有尊严’的生活。在相对有保障的基础上鼓励大家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从事一些更有挑战性、更具自主性的科研，和科学原发国家的科研导向和环境进一步接轨。这更适合我国科研界未来长期的发展。”杨国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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