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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院长深度报道:“非常医改”6+N

2007.5.25

    无论最终的明晰之前还有多少重喧嚣,理清几年来医改的进程,梳理各个方案的异同,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思考未来

    近日,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医改课题组加入医改备选方案的队伍,第7套医改方案产生。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医改课题组(7套备选方案之一)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第8套备选方案或可产生。

    而就在大家把目光投向这两个方案之际,人民大学的第9套医改备选方案却在无声无息中基本完成,等待着以高强部长为首的小组的考察。

    从年初的6套方案,到现在的9套方案,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医改备选方案出台。

    讲述的起点

    在不同人的叙述中,他们讲述近几年来医改历程的起点不尽相同。

    对于2004年从美国回到国内的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张炜来说,他的回顾这段历史的起点是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报告。

     “我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并不是因为报告本身所陈述的结果,这已经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而是它发生以后所形成的机会窗口。很多公共事件被关注时间往往很短,但这件事,政府部门沉默,专家沉默,似乎想让它静静地过去,但它却一直没有过去,公众一直在谈。”张炜如是说道。民意最后变成了我们最高领导人清晰的政治承诺、政治意愿—要进行医疗服务改革。“以前最高层对医疗改革的关注比较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只要承诺,就会优先。”张炜说道,“目前医改方案紧锣密鼓地制定正是这一意愿的直接延续。”

    而对于北大的另一位专家孙东东来说,他的叙述起点却更多地是2003年的SARS。 “目前的医改意愿,国家对医疗卫生的重视,更多的是SARS用几百人的鲜血换来的。”孙东东说道,“SARS让大家开始真正地反思,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要不在这之前,大家虽然也讨论,但却没有一种迫切的感觉。”

    对于这一起点的追溯其实很难有一个尽头,对于许多长期研究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专家来说,他们讲述的起点则可能是199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这个改革,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个内容,卫生界人士俗称其为“三项改革”。然而,这项改革从一开始就时运不济,屡次中止—1998年的大洪水,2003年非典来袭,接下来又是禽流感,一直到现在,没有一项内容真正贯彻到位。高强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评价到,“谁也没有说过三项改革是市场化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方向没有一点问题,只是没有落实到位。”

    目标未明前的社区探索

    在2005年的反思展开之后,到2006年初,权威部门似乎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在这样的沉默之下,各地的社区卫生服务的大力建设似乎成为了医改的“探路先锋”。

    2006 年初,在医改方向不明的情形下,“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作为一个鲜明的口号,被官方高调提出,并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社区医疗成为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卫生部各级官员逢场合必讲其重要性。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去年两会上被各路媒体围追堵截中,透露了他对社区卫生改革的思路,这一思路在2006年一年的时间里被逐步贯彻和实施。一些地方社区医院开始试点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差价,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制度。目前,全国已经建成5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8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提出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医院的问题比较难,可以先解决社区嘛,这个投入可以逐步来,而且做实基础总不会错。”卫生部前副部长朱庆生如是说道。而在农村,新农合缴费标准提高,去年政府财政补助由20元提高到40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惠及全国4.1亿农民。这其实也是一项做实基础的工作。事实上,在国家的医改大旗尚未树起之前,北京、广州等地已经在进行大胆的改革尝试。但由于全国的方针并未明确,各地还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去年底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虽然广东的医改步伐快一点,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看病贵看病难”,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方向还不是很明确。北京市主管卫生的副市长丁向阳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目前我们只能先治标。

    民意影响下的政治意愿

    经过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不成功报告的发布之后,无论是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对我国此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反思就不可遏止。

    在张炜看来,在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历史上,民意对公共政策的驱动,医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体现。

     当时间刚进入2006年的时候,一切都还看似平静,各地虽然都有不断探索的新举措,然而却没有来自中央或权威部门的医改声音。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到2006年10月,中央高层关于医改的政治意愿就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中央高层为医改定调,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统一了争论多时的医改方向之争。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规范公立医院管理。”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央以最高会议决议的方式,明确医改的方向。这个方向的提出,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尚属首次。

     许多关注医改的人都注意到,就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不久,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组织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被邀请进中南海,介绍了国外的医改经验和我国卫生事业的关系。学习会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医改方向。在2006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又再次强调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中央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就是给人民一个明确的承诺。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领域,政府要承担责任,要投钱,要让人民平等地享受基本卫生保健。”一位专家分析说,这是2006年医改的一个最大动作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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