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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科学思想与中国社会转型
●对于当前社会出现的浮躁现象、转型期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武器、工具、方法恐怕就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我们亟须借鉴科技发达国家创新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发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创新的文化资源，凝练并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科技发展内在规律的创新价值观念。
●在全社会范围内，创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变革意识、超越精神、宽容失败、人文关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上，曾经历过几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然而，哪些历史阶段能够真正称得上“转型”，则值得仔细推敲。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形态或者性质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三方面上。
纵观中国历史，曾出现过几次得到公认的社会转型。最早是在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长达2300多年的封建时代，在中国有着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只有朝代的更迭而没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特征的本质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闭关自守的国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都堪称社会转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又一次重大社会转型，由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
按照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衡量标准，1978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又一次新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虽然改革开放已30多年，但这一转型过程仍在继续，尚没有完成。特别是，我们自1978年至今，一直都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今天仍身处其中的社会转型，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自1978年以来，各个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革。从所有制来看，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相融合、公私兼顾的所有制结构；从经济形态看，由过去单纯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政治形式来看，民主政治有了很大进步；从社会思想来看，也逐步走向了多元化。
在这一仍在继续的社会转型时期中，特别应当看到的是，科学技术发展成为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力量。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后提出科教兴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一系列发展战略；2006年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指引下，号召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2006年颁布实施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提出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科技创新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在全社会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尚。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尝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推动了经济、社会、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与变革。无疑，这都是我们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特征的集中体现。
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政治逐步开明开放，社会发展也有了很大进步。这些无疑都是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面作用。与此同时，改革就是要做前人和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开放过程中也会有国外“糟粕”的传入，因此肯定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
如今看来，转型中对我们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信仰信念、思想道德、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也有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加剧，贫富差距日渐加大；二是司法不公正、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腐败无法令行禁止，似乎有效的办法很少。
在此情况下，提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然是必须的。但在这两种精神中间，还应当有一个实实在在能够落地的东西，那就是弘扬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
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外来文化有先进也有腐朽。如何鉴别好坏优劣？科学思想或科学精神，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镜鉴。
我们所说的科学，是指近代科学，那是1543年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以后，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之上，同数学逻辑推理相结合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缺失。哥白尼之后，1687年牛顿力学创立、18世纪蒸汽机革命、19世纪电力革命先后发生。在近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取得巨大成就之后，西方出现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高度的精神文明，也就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反观那个时期的中国，明清以降，还一直在封建社会的老路上蹒跚，一直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一直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老百姓过着极其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清末西方国家的入侵，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社会一直得不到进步，也无所谓“转型”。
1919年“五四运动”，我们从西方舶来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理念。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封建文化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有极大的排斥性，封建意识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
我们的封建文化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而西方科学精神的引入还不过一百来年。可以说，科学精神还没有完全在中国生根。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念去抵御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残渣和糟粕。对于当前社会出现的浮躁现象、转型期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武器、工具、方法恐怕就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近代科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且永无止境。因此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开拓创新。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前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各种问题，将很有意义。那些不符合实事求是的、不符合实事实证的，不是假的就是不科学的，我们应当予以摒弃。比如，如果要提教育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科普产业化，这就值得怀疑，因为这些都是应当由政府支持发展的公益事业，以服务于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如果把教育、文化、科普等完全推向市场，在理论上是有害的，在实践上也行不通。我们提出要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那就是应加强制度建设，这就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什么是科学？正如达尔文所说：“科学就是整理事实，总结规律。”所以科学化就是规律化，就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转型一定要符合科学的规律性，讲求真理，否则就容易出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失衡造成的不公平、不公正，是当前转型时期阵痛的结果。毋庸置疑，这都是没有追求真理、没有实事求是的结果。对此，也需要弘扬科学精神，并且将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相结合，让改革发展依靠全体人民的同时，让全体人民真正受益。科学的规律在于其进步性，反对想当然的、不从实际出发的各种权威和武断。
相信随着科学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生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过去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转向开放富裕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它足以成为推动时代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力量。
当前，我们正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似乎已成为这个时代转型的最强音。然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科学精神要求开拓创新，也要求遵循科学规律。事实上，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化层面的桎梏，束缚着我们的创新发展。
仅就科技创新而言，就有如下一些阻碍其发展的文化表现。
首先，以创新为主导的价值观尚未成为普遍风尚。由于传统文化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和近百年来对实现现代化的迫切愿望，功利化、工具化的科技观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社会层面上，要求科技投入立竿见影的“速胜论”思想倾向较为严重，缺乏对科技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在管理层面上，行政化管理的理念较为突出，忽视科学共同体自我组织、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机制建设；在科研工作者的个体层面上，热爱知识、追求真理还没有成为普遍动机，挑战权威、创新求变还没有成为内在的职业理念，探索未知、理性批判还没有成为深层的心理品格。
无论是社会或个人，都比较缺乏科技创新的风险意识和宽容态度，缺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胆识和魄力，缺乏做出原始性科学创新、做世界一流技术创新的信心和勇气。
其次，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影响行为模式。“官本位”的管理构架替代了知识生产的内在结构，权力、荣誉、利益三位一体，强化了部分科技工作者以追求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经济人”行为模式。
“家族”利益和“行会”观念，使人际关系中的亲疏原则压倒了学术标准，把以知识生产为目的的师生、团队、学派等，蜕变为垄断科技资源分配的利益集团，使同行评议制度变质变味；人为夸大的“马太效应”，把以同行承认为基础的科学权威，与行政权威、社会权威混同起来，论资排辈依然严重，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本位主义的思想倾向，使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团队间、机构间彼此封闭、相互封锁，人才与知识流动凝滞，学科交叉难以进行。上述现象尽管尚不普遍，但影响恶劣，败坏了科技界的声誉，阻碍了科技创新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
再次，科研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我国目前的科研管理中，在聘用、职称评定、绩效评估、奖励、资源分配等环节，还没有完全形成以创新价值观为基础的、协调合理的制度安排。以数量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助长了一些人的短期行为和浮躁心态。
单一的、行政主导的奖励制度，使奖励成为个人、部门、地区的逐利工具，偏离了学术奖励本来的激励机制；科技资源配置上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部门利益至上、条块分割、分散重复、忽视绩效的现象，在科研管理和运行机制中尚未根除。
最后，有利于创造力的思维品格尚未形成，我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方法不利于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在教育理念上重尊崇师长，轻独立创造；教育内容上重理论“体系”，轻实践经验；教育方法上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教育标准上重趋同一致，轻标新立异；教育体制上重批量培养，轻个性风格。
这一切，使受教育者在日后的科研活动中，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深厚知识结构和综合抽象能力，缺乏对实践需求的感悟能力，缺乏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发现问题、大胆构造假说的创新意识，缺乏合作创新的思维广度和宽容态度。
上述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各种文化现象，其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认识根源，也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特征体现。
第一，我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尚未完成，其中有利于未来科技创新的因素，未能得以深入发掘和汲取。消极的思维模式和处事原则仍然在起作用，近代科学所代表的思想、精神、价值、方法和制度尚未得到普及。
第二，在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科技人员的竞争动力和能力不强，自主创新精神和创业勇气不足，风险意识和产业化意识薄弱。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转型，在社会的价值标准和个人的价值取向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以市场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以经济利益作为唯一利益”的现象，也诱发了部分科技工作者急功近利的心态。
由此，我们亟须借鉴科技发达国家创新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发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创新的文化资源，凝练并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科技发展内在规律的创新价值观念。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的新趋势、国际经济竞争的新态势，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更高的目标，从而使得创新文化的建设成为更为紧迫的战略任务。
放眼全球，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创新方式从原来注重单项突破的线性模式，转向更为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非线性模式；创新组织从以往相对分割的组织形态，转向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多机构协同的创新体系；创新活动越来越趋于全球化，科技资源的配置和整合扩展到世界范围；创新过程和目标与社会的人文伦理价值观的关联日益密切。
这要求我们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发展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新文化。
在观念层面上，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精神，其核心价值表现为求真务实、诚实公正、怀疑批判、协作开放；技术创新呼唤企业家精神，其核心价值表现为崇尚竞争、打破常规、敢冒风险、追求卓越；在全社会范围内，创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变革意识、超越精神、宽容失败、人文关怀。
在制度层面上，首先涉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评价、荣誉、奖励、竞争、成果共享等各项规则，同时也包括整个社会范围内相关于不同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种管理体制、协调机制和制度安排；制度构成了创新行为的最重要的环境选择和保障机制，它调节着创新资源的配置，导引着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规定着相应的评估标准和激励方式，通过持续不断地作用，逐步形成科技工作者的行为模式。
当前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的审慎反思。比如说，没有节制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乏、能源枯竭、人口爆炸。这都是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恶果。
要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除了要弘扬科学精神以外，还要弘扬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融合。不能认为科学可以“包打天下”、“包治一切”。科学追求的是“真”，人文追求的是“善”，艺术追求的是“美”。文理交融，技艺结合，才是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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