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帽子文化”：回归科研本身
文继荣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14年后，他于2013年回归高校。他坦言，之所以重返学术圈，和获得“千人计划”这顶“帽子”有很大关系。“有了它，在高校开展学术研究会比较顺利。”
然而，他同时也看到，周围的很多年轻人受到了“帽子文化”的伤害。虽然目前各种“人才计划”五花八门，但能入选者毕竟寥寥。“很多人因为评不上‘帽子’而备受打击，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丧失信心。是时候反思一下，我们的‘人才计划’怎样才能在保护一些人才的同时，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成长起来。”
是否应该“与时俱进”
在近日于京举行的以“‘帽子文化’的利与弊”为主题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上，作为执行主席，文继荣坦言，在筹备论坛的一两个月中，邀请嘉宾的工作并不顺利，“因为很多人觉得话题太‘敏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天的与会者对“帽子文化”利弊的认识并没有以偏概全。
史东波师从我国知名的科技政策专家薛澜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别副研究员，就读博士期间曾参与过一项有关“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学术科研影响”的研究。在当天的论坛上，他以“杰青”为例，表示杰青基金确实能够帮助科学家更有效地利用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科研红利，在提升自身效率和影响力的同时，专注于高质量的研究工作，做出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与国外同行相比，我国学者在获得“杰青”后，较少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新领域进行尝试，而是仍旧做自己最擅长的研究，以期将论文发表到顶级期刊上，因此领域的创新性反而在减少。此外，随着资助强度越来越大，科学家用于科研管理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从而对科研产生负面的影响。
由此出发，史东波认为，各种人才“帽子”确实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到了“集中优势办大事”，“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资助环境？”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国的科学家数量由几千人跃升到几万人，与此同时各种“人才计划”的名额却并没有成比例增加，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
文继荣也就此提出，“在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帽子文化’是否也应该做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从而既能够起到发现人才、激励人才的作用，同时也能避免一些问题？”
“帽子”制度能否打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各部委、单位的人才计划近2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中组部、科技部、人社部等都有自己相应的“人才计划”。再加上各省市的各类人才计划，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等等，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
“现在有些人的目标是要把‘帽子’都拿到，这种心态是导致学术圈里对‘帽子’比较反感的重要原因之一。”CCF YOCSEF主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苗启广表示，应该倡导一种自我约束，就是尽量避免重复争取各种“帽子”。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韩银和也认为，“‘帽子’已成了科研人员头上的大山之一。”随着针对各种年龄段的人才计划的相继出台，科研人员也要在不同的年龄段树立相应的目标，“导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停追逐的过程。”
文继荣建议，“帽子”制度是否可以打通，以避免有些青年人才身上有两三顶、三四顶“帽子”的现象，否则，会有违人才制度设立的初衷。
评价标准可否回归本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系Leonard Kleinrock教授王薇在介绍美国的情况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两年前她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参加一个基金申请，当时参与竞争的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最后那位诺奖得主因为申请写得不尽如人意，并没有获得资助。当时的评委之一表示，NIH的科研基金不是诺贝尔奖的奖金，在申请基金的时候是人人平等的，不能因为申请者之前的成就而有所偏颇。
她表示，在美国，学术荣誉仅只代表同行的认可，而与实际利益没有多大关系。要想取得更多的经费资助，还是要回归研究本身。
与之相比，我国在进行各种学术评估时，各种“帽子”无疑就是价目不等的“加分项”。每一顶“帽子”都与科技资源、职称、评奖、待遇紧密挂钩，科研工作者甚至因此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对未入选者的伤害也越来越大。苗启广呼吁，在评价学者科研成果的时候，应该回归科研本身，不能因为谁拿了“优青”、“杰青”等等，就认为他的水平一定比没有拿到的高。“这种评价方式过于简单、粗暴，这也是导致学术界对‘帽子’文化有反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