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机或驱动某些医生对患者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决策
在澳大利亚，大约25个婴儿里就有1个婴儿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方法降生的，其中包括试管婴儿（IVF）等，这些干预措施几乎都是由私人生殖诊所来提供服务的，而在繁荣的生育产业的支持下，这些体外受精技术未来前景可想而知。
被认为符合IVF技术的女性可以在医疗保险的资助下进行无限次的体外受精周期，但每个周期中女性自掏腰包的费用从数百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Human Fertility上的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由IVF所产生的金钱或许能够巧妙改变医生给患者的建议。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尽管IVF是一种已经建立完整的操作程序，但其并非没有风险。其中的风险包括：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女性机体激素水平升高过多，引发腹部水肿、恶心、呕吐和腹泻等，当然还会出现一些产科并发症，比如早产等，还会出现一些心理压力，尤其是IVF失败时。尽管利用IVF孕育后代的长期过程和非IVF看起来非常相似，但研究人员仍然提出了关于可能性的有害影响的一大堆问题，包括胎儿发育异常和癌症等。
考虑到试管婴儿给患者所带来的经济、生理及心理负担，患者通常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来确定是否首先要进行这些治疗，以及何时停止治疗，因此，患者也非常关心是否夫妻会过分夸大IVF成功的可能性。这种过分吹嘘或许就是关于成功率的信息被不断传输所致，30岁女性通常在完成一个单一的IVF周期后成功怀孕生下孩子的概率为40%，相比较而言，对于40岁女性而言这种概率或许仅有10%。
在进行6个完整周期后30岁女性成功怀孕生育的概率为70%，而40岁的女性仅为25%。如果成功仅被定义为在6-8周时成功临床妊娠，或在某一个阶段成功生下婴儿（最早在20周/400g）时，那么IVF的成功率就会看起来高一些。如果仅是按照胚胎转移而不是完整周期来报告的话，那么IVF的成功率就会显得比较低了。
IVF如何被商业化？
2014年，两家辅助生殖技术（ART）的主要参与者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其每笔交易的金额超过3亿澳元。据报道，这使得一些生育专家的年薪达到了100万澳元以上，那么商业化后对于病人和纳税人的影响又如何呢？
为了调查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对澳大利亚一些列参与ART的专家进行了深度访问，包括产科医生、政策顾问、研究人员和顾问等。被访问者表示，财务动机正在影响澳大利亚辅助生殖技术的实践，而且一些女性接受了压根儿并不需要的IVF技术，其她女性则会不断重复好几个周期的疗法治疗，甚至当其并不太可能成功时。
这一动态被认为是由当前的医疗保险制度所推动的，实际上这时候或许就会鼓励过度服务和过度消费的理念，而医生也会为了更高的服用而提供额外的服务，而病人也并不需要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这对于整个国家的健康系统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接受采访认为是ART临床医生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故意误导病人。所发现的问题非常微妙，而且能反映医学中心一种比较深层次的矛盾。
从另一方面讲，医生通常被期望会对病人“忠诚”，而研究者和一般大众并不会关心他们是否会有额外的收入，当然了在澳大利亚医生们也需要谋生。如今，ART技术的商业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临床医生的行为和动机，同样也要考虑到哪些寻求ART帮助的患者。这些患者通常会非常脆弱，而且临床医生也有责任在医疗保健的选择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一些干预措施或许会被强烈反对。
尽管发表在Human Fertility杂志上的研究样本比较少，其其并没有阐述澳大利亚所有参与ART技术的专家的观点，但其揭示了ART商业化所带来的潜在影响，而这也并不是被媒体夸大后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当然了，研究人员是时候需要对澳大利亚的生育产业进行一次大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