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遗传学大神George Church谈基因技术：人类增强还是人类异化？
George Church：分子技术专家，DNA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哈佛医学院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他于1985年参与到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是这个计划的负责人。他发明的新方法开创了个人基因组研究的时代。基于他发明的直接基因组测序的方法，自动测序软件被成功开发，并在1994年第一次用于商业基因组排序。他与Chris Somerville成立了LS9有限公司，集中在对生物燃料和可再生石油技术的研发。
随着 CRISPR 和下一代测序技术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生物基因有了非常精确的编辑修改能力，这样的能力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是人类的异化还是进化？这值得我们担忧吗？以下是 George Church 关于 CRISPR、基因技术、生物伦理、ZL保护、生态坏境以及自己的研究历程等的介绍和看法。
我担心很多事情。我鼓励人们忧患于事，但担心是要在付诸行动的情况下，做一些有关的事情，而且在做这些事情时保持谨慎——做安全工程。其实，每一个工程都有安全的保障。比如土木工程、航空航天等领域，大量预算都会被投入到安全组件上，生物方面也不例外。可以确定的是，在药物领域，将一种新药引入市场的预算的相当大一部分并没有用在生产第一代原型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中，而是投入了临床试验——毒性测试中。
我们想到的一些技术具有相当的变革性——相当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它们具有的变革性越强，在前期考虑安全性就越重要——理想情况下，在其投入应用之前讨论它。举个反例，流感的「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突变研究让流感具有了一些相当可怕的新能力，而他们在研究中没有和任何可能监管、阻止或提醒他们的人进行讨论，直到他们准备发表论文时才发现此事，而这已经有一点太晚了。这种事情应该在其提案第一次被批准之前就进行监管，更不要进行第一次研究或发表第一篇论文了。
我们希望人们担忧的一些事情是新技术CRISPR 的众多新应用。我们帮助发明了这项技术，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 2013 年 1 月。其应用甚至比论文上的应用还让人震惊。那些论文基本上是说你可以精确编辑，进行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而不是随机编辑。如果你想将一个 G(鸟嘌呤） 替换成一个 A（腺嘌呤），你可以在人类干细胞中非常高效地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当时我们发表的。
自 1987 年以来 CRISPR 只是一种唯象理论，直到 2012-2013 年才变成一种技术。这是一种细菌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的机制——通过制造能够识别这些病毒和切断它们 DNA 的分子机器，从而杀死这些病毒或至少使它们失去功能。将其从杀戮机器转变成编辑机器看起来似乎是可行的，但这一转变直到2013年之前并没有发生，或至少还未被公布 。分子机器，就像许多酶和催化剂一样，是一种蛋白质组分，另外还有一个核酸组分——类似DNA的RNA。然后，这两种组分会沿着你的基因组或多或少随机跳动地扫描。有时候它会在错误位置一次又一次重复审查，但最终它们会找到正确的位置。之后，它会重新排布双链 DNA 以插入 RNA——制造出三链结构，然后蛋白质组分会将两者都切断。你得到是一段破碎的 DNA 片段，这看起来好像还是杀戮，并没有编辑，但这种切断让你可以引入另一种分子，也就是供体 DNA，它具有你想要替换的那种新序列。这可以造成片段缺失、插入，或者只是使用同样数量的 G、A、T 和 C 碱基对简单地改变序列。这种编辑只是改变了组分或顺序。
这就像是你在编辑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要精确。你不想只是将 G 改变成随机的其它东西；你想将其变成一个 A。这正好是我们展示的技术。2013 年 1 月，我们首先将这一技术从细菌应用到人体中——这是一步飞跃。然后其它许多实验室，包括我们自己，将其应用到了许多其它的生物体中。
基本上，到目前我所知还没有人在这个星球上找到这项技术不能工作的生物体，这不是每一种编辑技术都能办到的。你可以说这种编辑技术只是高效一点且便宜很多。这听起来是它的加分项，但如果加分项足够强大，那么它就是变革性的。大部分熟悉它的人都将其归类于一种变革性的技术。
除了我们第一次展示的加工人类干细胞，你也能发现它应用到了精确度更高的基因疗法上，这是最明显的应用。另一不明显的应用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加工农作物，现在许多政府已不再将其归类到转基因生物中了。这是件大事，但不应该这么重要；应该是次要的官僚主义的脚注。
因为人们对安全性科学研究的有意忽视，他们为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画了一条明确的界线，尤其是在食物上。但当面临生死大事时，即使最狂热的反转人士也是支持转基因的，比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在细菌中生长人类胰岛素。后面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上。而目前更为显著的是这两种事情：比以往更准确更高效的人类基因疗法和农业。
较少的团体在做基因驱动（gene drive）的研究，这项技术可被用来消除任何媒介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莱姆病）和入侵物种（如啮齿类动物）。后者正在杀害全球岛屿和大陆上的珍稀濒危物种。
然后是器官移植：从猪身上移植到人身上。全球有一百万人等待着器官移植，而这不仅受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不相容性；即使兼容，也没有足够多的捐献者。猪提供一种可能，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免疫不相容性，二是猪有内源性病毒。我们可以使用 CRISPR 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再一个是生态系统控制（ecosystem manipulation）。除了基因驱动，你可以找到同一物种被隔离的原因：领地缩减、被道路或其它人造设施（如农场等）隔开，使它们变成了近交系（inbred）生物。当物种近交时，它们的稳定性和繁殖力就会下降；而这就涉及到我们参与的另一项革命——「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即读取基因组。现在你可以使用 CRISPR 技术将合适的繁殖力更高、稳定性更强的基因插入其中，或更高的多样性的引入。
引入的一些多样性不仅可以来自于被人造设施分隔开的相邻的生物群体，也可以引入被时间分割的多样性。你可以从这些动物的古老的、灭绝的或有较近亲缘关系的群体中引入 DNA，因为这种惊人的下一代测序技术是如此地便宜和功能强大，我们可以回溯到过去 70万年前 获取早已灭绝的物种的精确序列，它们可能对现代生态系统有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
新技术确实改变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它曾经是一种新发现，现在仍然是，因为它在不断整合。如果你有一项新技术，比如望远镜技术，它让人发现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不管是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新发现导致新技术的出现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人们问我为什么大家对于将 CRISPR 应用到人类生殖细胞这件事上这么恼怒，而将其应用到动物生殖细胞上他们就没那么恼怒。我们刚刚得到了对鲑鱼进行基因修改的许可，而植物基因改良已经进行很多年了。虽然有些人会吃转基因食物，有些人不会，事实上这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为什么人类这么特殊？你可以说我们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许多国家都有）来保证每一种医疗技术——不管是医疗设备还是药物——必须安全和有效。如果一种药很安全但没什么效果，对你也就没什么好处；更别说一种虽然非常有效却会要人命的药了。
是什么让对人类生殖细胞的操作变得特殊？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对自身的看法。如果我们感到以改变自己的任何方面，你会从哪里开始又会在哪里结束？而谁来设置规则？
当这项技术处于原始阶段时，你不必问那样的问题，因为那似乎还很远。那时你只能做些小的改动，就像一点拉皮手术、治疗痘痘从根本上改变不了人类的本质。但如果你确实得到了一种工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本质，变成其它任何你喜欢的形式，比如与你喜欢的动物特性结合，或者与无机机器结合，这就会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想这就是人们不仅要比以前更谨慎（我同意这一点）的原因。谨慎防止这种事的发生，时不时地，有很多技术都被禁止过。这不稀奇，铁路曾经就因为火车会彼此相撞（有时是在城镇中间）而被禁止过。
体外受精也曾引起过人们的抗议和指责。人们贬斥其为「试管婴儿」——一些围绕试管婴儿的恐慌言论说得那好像是极其令人讨厌且不可接受的。但随着 1978 年第一位真正的美丽健康的试管婴儿 Elizabeth Brown 的诞生，突然间好像它是百分之百成功了一样，几年之间就出现了数百万试管婴儿。从 1978 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500 万试管婴儿了，人们的反对声也已经消弭。
也许重组 DNA 加上试管婴儿将成为一个大事件，但那看起来还很遥远，也许还需要几个世纪。有时候技术会有延迟，例如飞行背包还未出现，还有飞行汽车也未出现。而有时候，它来的会比我们预想的还快。你画一画下一代测序技术的趋势线，如果它与计算机相当快的发展类似，它应该在一个世纪之内实现。然而，它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CRISPR 作为一种基因组工程技术也是一样——不知从何处冒出来。2013 年初还没有 CRISPR 技术，而三年之后它就无处不在了。我们可以做基因组工程，也是相当合理的。
这些技术的实现先于预期这么多，是因为工程师的痴迷追求以及机缘巧合，再加上下一代测序技术。我的研究组参与了几乎每一种不同的下一代测序方法：从纳米孔测序（nanopore sequencing）到荧光测序（fluorescent sequencing）再到 Ion Torrent 这样的电子测序（electronic sequencing）。类似地，我们也通过内源性同源重组（endogenous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涉足了每一种从重组 DNA 开始的基因组工程方法；内源性同源重组也就是所谓的归巢核酸内切酶（meganuclease）技术，这是我的导师 Bernard Dujon 读研究生时发现的；这不仅是第一种切割 DNA 的方法（CRISPR 是最近期的），这也是他在 1980 年代早期发现的第一种基因驱动。
Bernard Dujon 是我读博士期间的联合导师之一。他发现了归巢核酸内切酶——第一种非常确切的酶切方式，可以在基因组中切割一次。那以后，我们与 Aaron Klug 参与到了锌指（zinc finger）方式的研究中。Klug 创立了一家名为 Gendaq 的小公司，后来并入到了Sangamo 公司。接下来发现的 TAL（转录激活子样：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蛋白甚至比归巢核酸内切酶或锌指更容易编程。这些我们都参与到了，另外还包括我一位很有才华的博士后 Feng Zhang，他和我合作研究 了TALEN（转录激活子样效应因子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 Like Effectors Nucleases），之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来，我们都开始研究这种被称为 CRISPR 的新现象。自 1987 年以来，它一直不断在文献中出现，但直到最近它才开始被一些团体理解，主要是像 Jennifer Doudna 和 Emmanuelle Charpentier 这样的生物化学家。作为一种新技术，你将如何利用它呢？
在 Jennifer 和 Emmanuelle、Feng 以及我自己的实验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确定抵御病毒和细菌是很重要的；但将其变成一种基因编辑技术却并不明显，而且事实上很有可能会失败。比如，我们曾一直在尝试适用另一种被称为 MAGE 的基因组工程策略，另外有一些人称之为重组工程（recombineering）；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后，它也只能在大肠杆菌中起效。而相对地，CRISPR 则被偶然发现可以在没有重大修改的情况下在每一种生物体中发挥作用，它只是调整组分分子的产生方式。
2013 年 1 月，Feng Zhang 和我的另一位研究生 Le Cong 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Le 是第一作者），同时还有我和 Prashant Mali（第一作者）、Luhan Yang 联合做的研究。Mali 现在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而 Yang 在应用 CRISPR 获取猪的器官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研究中起重要作用。我们通过Addgene（全球科学家质粒共享非盈利组织，它负责保存和提供质粒。） 来部署使用这种分子工具，这能让其获得更快的传播。人们意识到只需 50 美元就能参与到这一游戏以及所有我帮助开发过的技术中，这是最容易让人接纳的方法。
即使是非常早期的练习，下一代测序也需要一台很大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而 CRISPR，你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有了，只需加上一点来自非营利组织 Addgene 的质粒（plasmid）就够了。所以CRISPR传播开了，其它的都成为了历史。
回到为什么人类应该担心的问题上。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应用是人们应该担心的，比如成年人的体细胞基因治疗。
现在已有 2000 种基因疗法，取一点加工过的 DNA，放置到病毒外壳中将所有病毒基因清除，然后就可以将人类基因放入病毒外壳中。你也可以使用非病毒传递（nonviral delivery）；重要的是，你不仅可以直接在人体中实现这些传递，还能将 DNA 植入取出的人类细胞中，然后再将其放回去。这样的技术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比如治疗遗传性疾病和治疗传染病。
例如，你可以编辑修改 HIV 病毒的受体从而治愈艾滋病患者，这是一种不依赖疫苗和产生多重耐药性的方式，耐药性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 HIV 艾滋病的治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人体的增强——和大多数人类不同，他们可以抵抗人类的大瘟疫HIV艾滋病毒。
现在已经有一些人进行了基因修改，可以抵抗艾滋病。因为他们有经过修改的 T 细胞，或更大范围的经过修改的血细胞。还有一些通过基因疗法治愈的失明儿童。这些都并未使用 CRISPR，但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CRISPR 正在快速地超越这些基因修改，而且 CRISPR 正逐渐成为所有通过 DNA 传递和遗传组件传递治疗病人的工作方式背后的推动力。
2000 种基因疗法分别处在临床试验的不同阶段。一般而言，第一阶段是毒性测试，第二阶段是疗效测试，第三阶段是为什么时候上市做准备。其中有一种已经在欧洲获得了批准，但在美国还没有。这种疗法被称为 Glybera，一种针对脂质代谢紊乱疾病胰腺炎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也非常昂贵，一个剂量超过一百万美元。理论上，一生一剂量就足够了。所以可相比于孤儿药（orphan drug，即罕用药），非常的罕见。我们希望通过进入更大的市场来降低成本，因此我们将针对一些常见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做研发。
孤儿药法案（Orphan Drug Act）是一允许医药业收取合适金额补偿药物开发成本和利润及报销成本的法案，以此鼓励该行业为罕见疾病开发药物。孤儿药有很多。事实上到现在，即使这些疾病很罕见——其中一些疾病的发病率为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它们还是能带来盈利，这占到了整个医药行业的大约 30%。
没有人知道这是否会持续下去。如果到了我们都需要定制药物的时候，每一种药物都需要好几亿美元来生产，那我们都会破产。而且即使这批药有效果，他们也不可能进入第三阶段，因在需要这些药的群体太小。
比如说，一些遗传性失明疾病，如果你将世界上愿意参与的患者聚集起来，然后治愈他们或治愈其中大部分，你也无法进入（下一）阶段了。因为在毒性试验阶段你治愈了他们，证明了疗效但却没人再需要治疗了。这是一大难题。
成人和儿童都会有这种病。有些治疗必须在儿童时代进行，因为大脑会在幼年时期进行连接。如果你晚一点才治愈失明，你确实能让病人看到光子，看到一些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事情，但他们无法处理这些信息。他们不能理解「哦，那是一张脸或那是一个人」，他们只能看到模糊的或甚至是尖锐的但却无法解读的图像。如果你治愈得足够早，那么他们就能发展出接近全功能的视觉。
你可以想象一些发育性疾病，尤其是那些影响大脑的发育性疾病，你可能不得不在他还是胎儿时进行治疗。现在已经出现胎儿手术，发现疾病苗头。但是，如果你不得不修补分子，那么，你可能想在胎儿时动手，或者更早。那么，你就牵涉到这些事情：能不能对生殖细胞系（germline）进行操作？而且人们也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划上界线。
这条界线是划在生殖细胞系（germline）上，还是医学意义水平上？换句话说，如果医学上非常重要，其积极影响足够高且没有其他选择，那么，无论是成人、孩子、胎儿、胚胎还是精子或卵子，这都不要紧。但是，有时候人们喜欢用流行词汇而不是根据医学意义勾画界线。比如黄金大米（Golden Rice）的例子，我会想，医疗和非医疗食品的界线应该画在哪里呢？
我不得不同意那些批评者的说法，绝大多数转基因食品并不会给一般人带来任何他们能够意识到的东西。你去超市看看，不管是价格还是质量或是其它方面，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之间并没有很大差别。所以，为什么不去反对它们，你懂吗？任何可以贴标签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有效的广告宣传——比如，不含胆固醇的薯片。薯片从来都没有胆固醇，但是，现在这个标签能让他们多卖出几袋。这就说得通了。
对于绿色和平组织和它的一些同道组织而言，从策略上说，黄金大米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他们可以将其归类为医疗用品，就像你分类转基因胰岛素的方式一样。这样做很有力，每年有上百万人因为维生素 A 缺乏症而生命垂危， 而且黄金大米已经准备于2002年投入使用，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 13 年。每耽误一年，就会多失去一百万条生命。这无异于大规模大屠杀。事实上，正如我对这一事情的理解，有人努力将他们带到海牙以危害人类罪进行审判。
也许这事出有因，也许不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办法来解决维生素 A 缺乏症的问题，但是，过去十三年期间，没有发生其他有用的事情。获取药物很难，因为药物非常昂贵。这些人几乎买不起作为唯一能量来源的大米；如何能买得起药？
绿色和平组织有非常充足的资金。其资金超过开发黄金大米组织很多倍，而且他们可以游说政府，说这不安全。他们可以要求越来越高的安全测试标准。然后，当安全测试开始变得好看时，他们会故意毁坏进而废弃种植黄金大米的土地——就像最近在菲律宾发生的事情一样——然后，他们说：「嗯，安全数据在哪里？」它是被破坏的。阻止研发、许可某些显然相当安全的东西，手段太多了。
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人类生殖系上。你可以对待它像对待其它医疗技术：假肢、新药等等；不得不证明其安全有效。或者你可以画一条线，说，只要它包含了生殖系修改（germline modification）这个词，那么，不管它有多安全，我们宁愿采用更不安全的方法甚至什么也不做，也不愿牵扯到这个可怕的词汇。一旦证明它安全有效，它就会像体外受精一样受到欢迎，不让人们使用能够帮助他们孩子的技术，会非常困难。
通常在医学领域，与此相对的不是技术空白，而是各种其他技术。就基因组编辑或基因治疗而言，更广泛地说，替代技术是遗传咨询（genetic counseling）。
并行的下一代测序技术革命，为下一代基因组编辑提供了另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完成解读和遗传咨询的费用从过去的 30 亿美元下降到了现在的不到 1000 美元，因此，你可以在采取花费百万美元的基因疗法之前就阻止许多疾病：如果你是一个有害基因携带者，就能优先考虑你的约会对象。比如，如果携带 Tay-Sachs 病基因，这种病只有当从父母各自遗传了一个有害基因时才会发病，患病孩子具有严重残疾，通常出生后不久就会痛苦地死去。大部分知道自己有风险的家庭都会竭力避免这一情况。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存在这种风险，直到他们生出第一个孩子。
每个人的解决方案就是了解自己的基因组，这不是把钱浪费在臆想上面，而是判断是否存在某些医学特征鲜明的东西——它具有高度可预测且可操作性，你可以根据它决定和谁约会、结婚。或者你也可以晚点做，在后面的产前检测阶段，其中包括一种名叫非侵入式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的革命性技术，该技术部分得益于下一代测序技术，可以通过母亲少许血液检测胎儿基因，不过推迟到这个阶段做会多一点医学和心理上的不便。
基因咨询成本大约 1000 美元，能帮你节约百万美元，随后用于罕见病用药（orphan drugs）或基因治疗。所有这些价格都将会降下来。目前还没有一个得到批准的基因疗法或罕见病用药，而且已经在孩子身上看到症状（比如发育迟缓）之后在再去查找基因问题，很不值得，即使价格上没有区别。你需要用可替代的技术（如遗传咨询）调和对这些新技术的热情和关注。
哦，我忘了提衰老逆转（aging reversal）。这是我的实验室和一些创业公司的重大项目。项目不是关于健康或者影响衰老疾病的药物，衰老疾病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个项目是想找到衰老的原因并逆转它。在动物中，已经有很有这方面的先例了，但是，这个项目想将其转移到人类身上。
衰老逆转：有这方面的案例，如果你将一只小鼠的血注入到一只年老的老鼠体内。血液中的小分子、大分子和细胞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衰老被逆转的生物标志。你可以影响脉管系统、血管、神经、骨骼和心脏肌肉，对这些方面的检测表明，这不仅延长了非常年老的状态或获得了长寿；实际上还逆转了衰老。
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比延长寿命更好的目标，因为要证明你的寿命确实延长了还需要好几十年时间。而且如果你延长一个已经相当老的人的寿命，其经济后果也很可怕；部分生活都要花在大量用药上，但却不能极大提供生活的质量。如果你可以将年龄逆转到根本不需要任何药物的年龄，那将更成本效益。
一个学术机构会帮忙创立这么多公司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加速技术从想法到实验转变的方式，如果将其发表在论文中，它就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除非科学家读到它，将它从论文带向公司，再从公司带向市场。
例如，下一代测序技术——现在已经有好几种了——正开始在非侵入式产前检测等应用中产生影响。有些人说，这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医疗诊断。它从三四年前几乎还不存在开始，变成了现在数百万女性已经做过的检测——主要是针对三体综合症——可引起胎儿流产或以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医疗疾病。
要将学术成果转换成需要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企业成果，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规模和保密性的问题。学术界的一些惯例和小型创业公司甚至大型企业的实践是一致的——有些有动力在同一期刊上发表文章，有时候左右并排着发，因为一篇高质量的、同行评议的文章是吸引一些最好科学家加入他们的磁铁。如果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秘密的，那么，最优秀的科学家就不知道你的存在，他们也不深刻关心。企业和学术界都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发表文章。
保密的另一方面是没有ZL，需要保守的秘密将比现在已有的秘密更多，但是，ZL系统是一种引诱和鼓励公司将他们的想法和发明公开的方式。它们给他们二十几年有限垄断，但是，他们必须描述足够的被认为是「可实现的」细节。
当可实现的技术被授予了ZL时，每个人都可以依此进行开发。一些人声称，仍然会有商业秘密存在，但没这么多了。如果你将其保密而其他人申请了它，他们就赢了，因为你的秘密对你已经没有价值了，他们可以起诉你侵犯他们的ZL，即使你是第一个做到的。全世界都是这样，排在首位的是申请ZL，而不是发明，所以，事实上，在美国你一直保守秘密对你不再有任何好处。这是相当最近才发展起来。
你必须申请ZL，那是最重要的。有些人会说某种形式上ZL是邪恶的，但另一个选择更糟糕——商业秘密。此外，ZL并不阻止人们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还能帮助发明，因为我们可以查看其它ZL，然后说「喔，原来他们是这样做的」，然后，你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阻止你的唯一事情是重蹈同样的事，不给他们分红，独自赚钱；那是被禁止的。有些人会说，「呃，既然我不得不将发明的东西全部给他们，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在别人的技术上进行发明？」
你不需要全部给他们；你可以交叉授权，你可以做一笔交易，他们给你一些东西，你给他们一些东西或者你们两者共享技术。每个案例都是不同的，这依赖于你能增添多少价值。如果你增加了足够多的价值，你可以比原ZL得到更多——原ZL可能是非常初步且有限的。
Revive & Restore 是基金会 Long Now Foundation 的一个分支机构。Ryan Phelan 和 Stewart Brand 一直在倡导将一些最前沿的如 CRISPR 和下一代测序技术等分子方法进行融合，以满足生态和坏境保护运动的需要。
我们有岛屿，上面生活着许多世界最多样、美丽的鸟类、爬行类、两栖类物种，但是，它们面临着入侵物种和新型疾病的威胁。即使改变一点温度，都能带来超过物种适应速度的生态系统变化。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即使人类正在影响它；或者，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功能强大的分子方法来跟踪和诊断，然后使用基因驱动技术（gene drives ）或准备中的疫苗（基因驱动技术是一种可以传播自身的疫苗。）或者，我们可以制造合成病毒，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 CRISPR 疫苗加速这一过程，打败它们，就像我们正为治疗大象的孢疹病毒所做的那样。
Revive & Restore 的主要工作是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不只是一些抽象意义上的重要，有时也有非常实际的，以人为本的方式。
比如，在加拿大、西伯利亚、俄罗斯和阿拉斯加的冻土带，永久冻土按理说应该是永久的，却正在融化，可能释放出的碳的量，相当于将全球森林焚烧而释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两倍，会导致全球变暖。一些环境研究，比如来自 Zimov 研究组的研究表明，可以恢复一些不久前存在的关键物种，最近它们已经离开或已经灭绝了；将这里的温度降低 15-20 度，将极大延缓甚至可能逆转冻土消融的进程。
在 Revive & Restore 为生态系统保护和保存使用前沿分子技术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和在医学中使用这些分子技术所出现的问题一样，即谁来进行选择？谁来做决定？
不管是医疗还是环保，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也许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努力地让各种公民参与其中，包括在开始对话之前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普通人、病人倡导者、环保人士、科学家、伦理学家、律师、政治家等等——许多会议都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和网络广播呈现出来，也鼓励用 Twitter 提问。并不是说，这就是完美的，至少这和过去的像曼哈顿计划不一样了，曼哈顿计划中，公众未被邀请参与评估我们是否应该，比如，冒着大气测试可能点燃大气的风险。那是物理学家尝试靠自己完成计算的事情之一，没有任何人插手。如果它点燃了大气，也就不可能给国家或这个世界带来高度保护。但是，现在，我们相关让尽可能多的人去思考意想不到的后果，谨慎推进。
在这种透明开放的项目中，谁来做最终决定？——这个决定不会像曼哈顿计划中一样被秘密决定——答案是社会来决定。我们用钱包投票，用自由企业系统投票，用我们政治，笔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以后改变想法。在可逆的事情上要强调一点——这些事有更高的优先级。
但最终，我们做的是不可逆的事情。当然，目前我们很难想做外科手术一样将汽车从我们生活中移除，即便它们每年都会造成上百万人死亡。我们不能简单删除它们。回到前农业社会也不可靠，因为早期的前农业社会不可能养活70 亿人。事实上，甚至几代之前的农作物都不可能养活70 亿人。
谁来决定什么特定物种应该回归？这对人类有帮助吗？这是一种非常物种沙文主义的思考方式，但是，如果猛犸象能够将冻土带的温度降低 15-20 度，而我们又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使用电动版本的猛犸象），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将猛犸象带回来。希望能让许多国家都参与到这个决策中，也许可以在联合国的层面上进行。
和需要专业医务人员挨家挨户，基本上挨村挨寨发放的疫苗不同，基因驱动技术和蚊虫会自己完成这项工作，你可以让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传播。它们不会尊重那些会阻止专业医务人员的国界或战争或其它任何东西。你可能想让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而不只是那些极其迫切需要基因驱动技术来消除疟疾的国家。
对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时刻，特别是那些参与了阅读和编写基因组的科学家。这应该成为所有人的激动时刻，也应该成为科学家和每一个人的恐怖时刻，政治家、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公民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一些技术细节和专业知识来进行决策。你再也不能说：「哦，好吧，我就给我的政党投票。」如果你将自己排除在讨论之外，就不要抱怨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是知识分子全体的力量，试图延及世界上的每一分子。它不打算成为一个排外的俱乐部。它想要成为一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