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高级工程师董贵华
▶图为呼伦贝尔野外监测
◀图为参加十九大学习
她，不是探险家，却常常深入密林、草原、荒漠，与自然“对话”，
她，不是“生态学者”，但能够用数据讲述生态环境的变迁。
她说，让科技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一份力量，是她肩头最沉甸甸的责任。
她，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生态室高级工程师，全国三八红旗手董贵华。
不断钻研，耐心细心的董贵华
2001年，硕士还没毕业的董贵华来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实习，参与了我国生态遥感调查，这是我国第一次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全国生态系统进行调查和评估，项目不仅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而且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年轻的董贵华第一次接触到环境监测事业。
2003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董贵华进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刚刚成立不到5年的生态室从事生态监测工作。
生态监测是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农田、城市等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功能及健康状况进行诊断。某一地区生态环境好不好，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等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影响，生态环境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等，这些都需要生态监测来进行监控和评估。
2003年，中国的生态监测事业刚刚起步，没有标准，没有设备，甚至连生态室也只有4名工作人员。
与几乎一片空白的生态监测事业相比，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系统多样，人类活动复杂，这给刚刚起步的生态监测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董贵华面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繁重的数据分析、图片比对工作让董贵华几乎住在了办公室里。有时候加班太晚，大门上了锁，董贵华就跳窗户出去。
生态监测工作需要利用卫星图片与实际地图进行比对。地图上的一个点，在卫星图片里是山还是林？是田地还是野地？这些都需要一个点一个点核实，一寸图一寸图核对。特别是缺少数据处理设备，老旧的计算机运行起来就像老牛拉车，有时候一幅图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校对清楚。
“这项工作不仅要细心，更要耐心和恒心。”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董贵华和她的同事们就是这样一个点一个点地核对，一寸一寸地丈量，终于完成了全国生态监测、数据分析和报告编制等工作，为中国的生态监测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断创新，闲不住的董贵华
有了生态监测数据，还需要有一套标准和规范来进行评价，才能知道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要建立一套评价我国生态质量状况的指标体系。董贵华与同事们又投入到技术路线制定、监测方法研究、评价方法研究、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技术研究、质量控制保障措施等诸多环节的研究中去。
我国从南到北跨越亚热带、暖温带和温带，地质构造复杂多变，地势起伏高差悬殊，区域差异明显。区域内有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等不同地理单元，几乎包含了陆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态系统，构成了类型齐全、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
如何为如此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制定一个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如何确保生态环境评价数据的准确，保障评价质量？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探索创新。
董贵华毅然接过重担，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了大大小小的研讨会，向各领域的专家征求意见。
为了拿出一个各方都认可的标准，董贵华四处取经，遍访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了制定某一个生态评价标准，董贵华需要“跑断腿，磨破嘴”。一次，一位专家对某项生态评价标准几次提出新的意见，董贵华一次又一次登门拜访，与专家沟通。
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方案制定和论证，最终促成了我国第一个生态评价行业标准的发布。
而作为核心技术人员的董贵华，不仅参与研究和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生态评价行业标准，参与研究构建了满足生态环境管理需求的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化指标体系，建立了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业务框架，并且在后期推广应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了多尺度、多类型、多单元的国家生态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
2012年，董贵华参加的基于环境一号等国产卫星的环境遥感监测技术标准与规范研究，获得中国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我国空间数据管理、处理与应用领域的最高行业奖项。
获得了行业内最高奖后，董贵华仍闲不下来，她又开动脑筋：环境遥感监测有了技术、有了标准，如何发挥这些技术的优势，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怎样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提高全国生态监测技术水平？怎样才能更大限度地提高全国生态监测效率？怎样有效地保证生态监测数据质量？怎样才能为环保管理提供更有效的支撑？
很快，董贵华将目光转向了技术体系和业务化流程体系等后期应用。她负责研究制定了生态遥感监测数据产品生产规范技术体系及业务化流程体系，促进了全国生态遥感监测数据生产的规范化，提高了全国生态监测数据的处理效率和精度，开拓了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在生态方面的新阵地，取得了突出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不断前进，扎实肯干的董贵华
董贵华参与制订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很快得到了业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财政部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进行评价，以评估财政转移支付的保护效果。
董贵华及其同事们一起，研究制定了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评价指标、考核方法和实施细则，建立了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考核体系。目前，这一体系每年对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评估，向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报送评价结果和综合报告，作为财政部向县域拨付转移支付资金的调节依据。
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管理和环境保护提供了科技支撑，真正实现了“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的初衷。
但是随着生态监测事业的发展，生态监测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当时全国具有生态监测能力的省站非常少，技术人员均是从其他岗位抽调，生态监测技术基本为零。
没有人才怎么办？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每年在各领域举办培训，每期只有七八天，学员们没有基础，必须从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操作步骤教起。与学员们需要学习的多方面知识相比，七八天的培训时间实在太短。董贵华就想尽一切办法，认真教授知识。参加培训的学员们说，他们非常敬佩董贵华老师扎实实干认真吃苦的精神。每次培训班都是白天+黑天，就连午休都在解答学员们的提问。
就是凭着这种扎实肯干的精神，大部分省份很快具备了生态监测能力，逐步建成了全国生态监测业务。
从2005年只能对31个省份进行评价，到2009年实现了全国所有2476个县域生态状况的评价，董贵华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和心血。
摆在桌上的8本《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报告》，记录了8年来我国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对我国生态环境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董贵华多年来坚持不懈编制完成的。这些评价结论被纳入到生态环境部环境质量报告书和环境质量公报，完善了报告书中生态部分的内容。
“未来要对生态环境体系进行立体的监测，体现出生态环境体系状况。”董贵华说，以前只需要对卫星监测图进行分析解读，现在要建立立体监测体系，需要实地核查当地生态环境。有时候到草原、森林等地核查，深入到人迹罕至的地区，一去就是几周。野外环境恶劣，蚊虫叮咬、水土不服，董贵华都咬牙坚持下来。
作为妻子、母亲和女儿，她说这几年亏欠家人很多，“工作和学习几乎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
“每次出差回来，孩子都会生病。”董贵华叹了一口气，有好几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带着孩子跑医院。
“欣慰的是，他们都非常理解我的工作。”董贵华庆幸家人非常支持自己的工作。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
标准
-
企业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