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应该是深圳高等教育里重要一年。这一年，深圳大学在广东省内一本招生文理科投档线均排名第四，扬眉吐气一把；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在朱清时卸任后也将得到一个阶段性的评价；引进合作办学的港中大（深圳）正式招收本科生；更多面向小众领域、引进名校合作的特色学院遍地开花。

　　实际上，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奇迹样本的深圳，长期被认为高等教育资源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至 2004 年，深圳才只有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 9 所普通高校，不少还是二级学院，同期与深圳人均GDP相当的上海，高校超过60所；同年与深圳 GDP、人均 GDP 相当的苏州，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 9.16 万人，是深圳的两倍多。

　　本世纪初，深圳面对城市发展的“四个难以为继”，最终决定构建“高、新、软、优”的现代产业体系。面临产业升级的深圳，需要整体的智力支持和合格的高端劳动力资源。这成为这个城市教育梦想的动力源泉。

　　经过了30多年里几轮产业变局，当下深圳经济更热门的关键词是“硬件复兴”，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半年一组关于创新的报道中，深圳被描述成了“世界硬件首都”。乐观者恰恰举出硅谷成就斯坦福的例子。几十年前，斯坦福大学还是一所二流高校，正是由于加州高科技的兴旺，才让其成就了后来的世界名校地位。

　　“硬件复兴”需要更多的智力输送。而深圳需要的人才是否能够通过本地的高等教育得到满足？这似乎是个长期疑问。但正是有此背景，才有了不拘一格尝试新的、更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引进更多的名校合作，成了以“特区速度”建设高等教育的深圳模式。

　　时代周报记者 张子宇 马欢 吴筱羽 实习生 梁彦菲 李寻菲 发自广州、深圳

　　9月24日下午，已卸任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做了他的第四次新生报告，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新生报告。报告厅里提前一个小时就陆续坐满了人，68岁的朱清时缓缓走进场内，学生们上前将他围住，请他在手机、iPad、衣服上一一签名。

　　五年里，南科大被推至全中国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教育改革的样本，在公众的殷切目光中苦苦求索。

　　实际上，南科大在深圳出现，并不是一个意外。早在财政收入还仅有几亿元的上世纪80年代创市之初，深圳就曾投入1亿元，邀请国内顶尖学者前来建立深圳大学。30多年来，深圳的经济形态历经几轮变局，主政者多番更迭，作为中国经济的奇迹样本，深圳从没停止创造教育奇迹的企图。从最初想要打造成“东南亚学术明珠”的深大、中国最好的高职深职院到改革聚焦的南科大、港中大（深圳），再到近来面向高起点产业领域、与世界名校合办的特色学院，为了向城市发展输送足够的智力供应，深圳一直在尝试新的、更新的高等教育模式。

　　“从30年发展史来说，深圳当前的教育结构是可行的，但从未来的需求来看是不够的。因为深圳面临产业升级，需要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需要生物、化学、物理、电子、信息等方面的人才。而新兴产业将以服务业为主，里面就包括金融、商业、物流、人力资源、财会等，还需要法律、艺术、设计、医疗、社会服务等。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才培养就不光是为了产业，为了创造GDP，而更多的是为了人的需求服务。还需要高端的科研人才，这里包括基础学科的研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对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他的观察，海闻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八年。

　　“深圳的高等教育梦是符合深圳的需要的，就像城市的发展阶段一样，第一阶段首先是解决当地人的就业、生存问题，其产业结构肯定都是低端制造业，以盈利为主。到一定程度后，就要追求社会、教育、科研综合地位，而深圳的财务状况也到了可以去大力发展教育的时候。”海闻补充。

　　“特区速度”

　　通过深大文学院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绿树后面两家知名企业—腾讯和大族激光的总部大厦，距离之近，似乎触手可及。深圳发达的经济，特别是IT、金融方面的实力为深圳的高校增加了巨大的吸引力。对深圳大学2010级金融数学系学生陈凤辉就是如此，特区、靠近香港、完善的基础设施等，都是吸引他报读深大的原因。“除非我考上中大，否则一定去深大。”这位1991年出生的广东茂名籍学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14年高考的广东省内本科录取中，深大第二年在一本进行部分专业（合共18个专业）招生，其文科投档线为596分，理科投档线586分，文理科投档线均排名广东省第四，狠狠扬眉吐气了一把。对于在1983年建校、1996年拥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深大，难用一句“特区速度”来简单解读。

　　“我敢说只要放开自主招生，深大绝对可以在全国列入一流的行列。很多所谓的名校，招一本都招不满的。”深大前任校长章必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2012年卸任的章必功做过7年深大校长，不少深大人称他在任的时期为“必功中兴”。在章必功任内，深大与哈佛大学合作新设了医学院—在国际惯例中，法学院和医学院被认为是一所综合性名校必不可少的学院，此外历史系、哲学系等学科也建立起来。

　　深大的自信与其吸引力有关，特别是在硬件方面。“深大有一个苹果实验室，里面都是苹果电脑和其他产品。网上传闻深大宿舍有空调，教室有空调，厕所有空调，都是真的。”陈凤辉说。

　　教师的待遇和引进力度也颇有吸引力。2011年，深大曾在美国《自然》杂志登广告，开出百万年薪面向全球招聘特聘教授。当年深大拨款3000万元建立了“高端人才基金”，专门用于发放高端人才的工资。此次，首批5位特聘教授将获得最高120万元、最低60万元的年薪，还给予特聘教授购房补贴。

　　深大的这些优势背后，是深圳经济源源不断的输血。章必功曾提到：“深圳市给深圳大学的经费更是全国第一。那天我跟李鸿忠（原深圳市委书记，现任湖北省委书记）书记汇报，我说我也在校长中搞了个第一，是全国大学生人均经费最多的校长。一个学生一年经费2.8万元，当然深圳的消费比较高。除了2.8万元以外，还有专项建设经费。我们给3800个房间装空调，这一笔就要4000万元。”

　　当然，资金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深大一名理工科教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自己的导师本来是一名长于军工方面的专家，被深大重金聘来后，也发现深圳本地的产业和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太符合，心里也颇后悔。

　　“理工科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前几年学校想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引进一个有诺奖前景的学者，但这个学者需要一套成熟的实验室做配套，提出要在深大拥有同样的实验室，结果算了一下，建设这个实验室需要好几年。那个学者自己觉得也拖不起，最后作罢。”深大外国语学院教授阮炜透露。

　　从校史看，深大一路走来也充满着曲折。深大建校时可谓系出名门，高手云集，首任校长张维之前系清华副校长兼两院院士，“建筑来自清华，外语是北大李赋宁。总之北大建文科，清华建理工科，人大建经管法，中大出管理干部。”深大一位校领导李东（化名）说。刚去世不久的汤一介与妻子乐黛云这样的知名学者，早年都在深大文学院。“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是院士牛憨笨创建的，这是业内大牛。”光信息科学专业博士生刘云川说。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也全力支持。“当年深圳市政府财政收入才几亿元，就给深大投1亿元建校。现在用1/4的财政收入去建一所大学，大概是不可能的。”李东感慨。

　　然而深大在风光了一段时间后陷入了低潮，原因一是上世纪90年代种种改革上的不确定，二是受实用主义路线的影响。按照李东的说法，最初深大希望打造一颗“东南亚的学术明珠”，结果政策希望培养“打工仔”。“早期有段时间由于过度强调实用和就业便利，深大的很多专业都有摄影、公文写作、工商管理等非常实用的课程，甚至还曾设有驾驶课。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还是让深大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李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新模式，更新模式

　　深大建校初期的红火，多少让人想到五年里一直处于舆论焦点的南方科技大学。

　　2009年9月，朱清时从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手中接过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聘书，5年里，南科大在深圳西丽的大学城东侧拔地而起。截至目前，深圳市对南科大的投入已超过几十亿元，目前二期校园仍在建设之中。南科大的地铁站出口为毗邻大学城地铁站的塘朗站，站名下方括号标注“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大学在深圳这座城市所受到的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南科大与深圳市的分歧五年里一直存在，招生规模分歧便是其一。而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深圳市希望南科大这所精英型大学能为城市发展储备大量精英人才，这一要求与南科大的规划产生了分歧。据内部人士透露，2012年，南科大获得教育部准生证之后第一次招生，深圳市原本报的计划是2000人—这个数字是学校计划的10倍还要多，最终的招生数是188人。回看南科大的招生发展，自2011年开始招生后，首届教改实验班招生48人，2012年招生188人，2013年招生325人，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08人。

　　南科大模式仍在苦苦求索之时，深圳又启动了引进名校合作办学模式，引进了香港中文大学，与深大合办的港中大（深圳）已于今年正式在提前批招收300多名本科生，成为又一新模式。

　　“办学第一件事情是机制要弄好，要打破传统的机制，我不是说深圳大学不好，比如说再创制一个深圳大学，我们现在再搞深圳第二大学、深圳第三大学，机制都一样的话，政府还不如引入其他的机制。”港中大（深圳）校长徐扬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当初为学校选址时，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他城市都向香港中文大学发出了邀请，徐扬生本人调查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各地，最后选定深圳的原因是“深圳最需要”。“北京比较好的大学有37所，当时上海是16所，深圳当时是1所深圳大学，广东全部加起来也就是那几所，上海还没有包括旁边的南京、杭州，北京还没有包括天津、唐山、大连等旁边的城市。国家研究院也是，北京是267所，上海是50多所，我们这边当时就是一家，就这一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科院合建的。我们觉得要做就在这里做。”徐扬生回忆。

　　此后，港中大（深圳）的专业设置也与当时的调研结果相关，特别将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升级考虑在内。

　　“我们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当地的需要，第二方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优势，第三方面是全世界的趋向，因为所有东西也不能一窝蜂，要考虑到大的趋向。我们调查下来，广东省有几个东西是很明确的，第一信息类的东西需求很大，第二生物医学类需求很大，第三新能源方面需求很大，第四是金融管理类、市场营销类的需求很大。还有些专业，包括国际关系这些，不仅是深圳，全中国都是有需求的。”徐扬生说。在港中大（深圳），还有些初次设立的专业，包括基因学、城市学，“城市学对中国太重要了，中国现在30年也好，今后的30年也好，很多程度上现代化主要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城市交通怎么安排，城市的人口怎么安排，城市的教育怎么规划，这些东西都是超乎了以前城市规划的要求。”

　　无独有偶，海闻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北大深圳研究院在设计学科时，同样考虑到深圳的长远产业发展。“我们强调四点：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国际标准。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国际法学院、汇丰商学院，都面向深圳需要的人才。而且不光满足深圳的需求，也面向全国的需求。现在深圳这些金融机构里有许多我们的学生，包括前海新区，我们希望为前海提供的两类人才，一类是高端的国际金融人才，还有一类是国际法律人才。我们的国际法学院是中国独一无二的。”

　　不光有斯坦福，深圳说不定还希望有哈佛

　　在深圳诸多和已有学校合并学院或者建分校区的尝试中，港中大（深圳）被认为是“比较好的模式”。然而这种全国常见模式的一大弊端在于名校的主体不可能迁移过来，有时候会沦为二级学院。

　　但对于深圳市政府来说，这种模式显然不会停止。根据2013年深圳的《市政府公报》中《关于加快特色学院建设发展的意见》，深圳将在“十二五”期间在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金融、艺术等领域建设10所特色学院，并为此每年安排不少于10亿元的资助经费。

　　这种特色学院在深圳并不少见。《意见》也明确指出，建设特色学院，目的是充分利用深圳的科技创新环境和优势产业支撑。特色学院建设以高端人才培养为主题，按照“小而精”的原则，坚持特色化、专业化发展。特色学院可由国内外著名高校与科研机构或企业强强联合举办，主要开展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根据国家现行高等教育政策，采取中外合作办学等模式，嫁接国际一流高校。参与合作的境内大学原则上应居全国综合排名前30名或专业排名前5名，境外大学原则上应居全球综合排名前100名或专业排名前20名。

　　“从深圳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一些中长期的规划来看，深圳乃至珠三角喊的都是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包括高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深圳提出六大战略新兴产业乃至航天、军工等未来产业，在这些产业里的人才需求量就会比较大。从产业比重来说，深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目前深圳的就业状况和产业结构基本吻合。近几年从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看，大量的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外迁了，所以需要更多的现代服务人才。”深圳的主要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王梅博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珠三角地区，包括深圳，一直以来都以制造业为主体，只是过去一直重视加工制造业，对先进制造业的重视不够，转型需要大量人才，包括高级技术工人。”

　　深圳需要高技术管理人才，也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乃至高级技工。在这点上，为深圳打下最深烙印的就是号称全国最好的职业技术学校的深职院—尽管蓝翔技校的名声更响。“按照我的设想，深职院3万人的大学，我留下了一千亩地，当时想用民营的方式，和宝安区一起办一所宝安区自己的大学，宝安那时有百万劳工，能提升一线劳工的职业技术力量，就能有很好的发展。”深职院创校院长俞仲文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创校之初就考虑过与当时深圳经济结构的联系。

　　经过了30多年里几轮产业变局，当下深圳经济更热门的关键词是“硬件复兴”，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半年一组关于创新的报道中，深圳被描述成了“世界硬件首都”。“这里能够让他们在一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华强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

　　Ebersweiler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这种‘寒武纪式’的大爆发出现在了新型电子设备上，而上一次它发生在美国硅谷的软件业。”《经济学人》这样形容。

　　乐观者恰恰举出硅谷成就斯坦福的例子。几十年前，斯坦福大学还是一所二流高校，正是由于加州高科技的兴旺，才让其成就了后来的世界名校地位。“技术与经济，应该是可以与当地周边的高等教育发展形成一个正面的关系，硅谷就是一个例子。”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皮萨里德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硬件复兴”需要更多的智力输送。“华为、腾讯都是上世纪的事情了，现在没有一个能代表‘新深圳’的世界级公司出现。”深圳投资推广署综合处处长陈朝朝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而深圳需要的人才是否能够通过本地的高等教育得到满足，长期是一个疑问。

　　“如果仅仅是需要人才，不一定都要本地高校来完成，作为一个大都市，人才来源肯定是全国甚至全球。深圳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一直做很多工作。所以本地的人才需要，未必是深圳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因。我认为发展高等教育一大功能是营造环境，在经济上是为城市的产业生态、产业创新营造一个很好的平台，好的环境。所以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其说完全是为了输出产业人才，不如说为了输出文化。”王梅指出。

　　徐扬生和海闻对此均有不同理解。“我们当时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调查以后发现，深圳如果要成为真正的金融中心的话，每年要引进2000名左右真正的国际人才，这个数字目前每年估计也就十来二十个。”徐扬生的调查结果如是反映。

　　“有人说可以招聘，要知道大部分人是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附近找工作，到北京上学，大部分毕业了会在北京找工作，到上海上学，大部分会在上海找工作，这是一个规律。所以当地没有好的高校，整体的人才素质就提高不了。另一方面，人们选择工作地点不仅仅为了工资，还考虑将来的发展环境和子女的上学等问题。所以我一直提出，深圳必须抓医疗和教育，否则很难留住人才。为什么现在北京那么挤，房价那么高人们还要到北京去？许多人就是看中北京的高等教育。这个情况怎么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广东在深圳创建更好的一流大学。”海闻说，“我想深圳当然也希望成为硅谷，而且深圳希望不光有斯坦福，它说不定还希望有哈佛”。

　　大学成就未来深圳

　　随着朱清时在2014年9月去职，南方科技大学在未来的命运让不少人牵挂。作为标本，南方科技大学在未来的命运，也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

　　实际上，除了解答钱学森之问，实现“大学去行政化”，南方科技大学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其试图复制香港科技大学模式，即用尽可能短的时间，从无到有，建设一座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

　　在媒体将关注焦点放在朱清时与南方科技大学悲壮多舛却又峰回路转的命运时，深圳高等教育正在多点开花。如果说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是希望在体制内寻求高教改革的突破，那么港中大（深圳）的出现则是直接绕开了体制束缚。不设党委，实行更纯粹的理事会治理—理事会成员均为教授，包括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钟南山院士等。在南科大和港中大（深圳）之外，一大批带有鲜明“深圳制造”印记的特色学院也逐步进入公众视野。

　　根据规划，到2015年，深圳将在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高起点建设10所特色学院。特色学院主要同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合作，在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培养可堪重用的尖端人才。目前，华大基因学院、先进技术学院、光启新材料特色学院已成气候；8月25日，深圳市政府与吉林大学、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也是办学规模最大的昆士兰大学签署了合作举办大学备忘录；9月5日，北京理工大学与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合作举办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而深圳市政府、清华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的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亦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启动，明年开始招生。

　　教育的常识是，好学校的出现需要长期的积淀，但作为一个建市才三十多年的城市，深圳并没有按部就班地“积淀”下去，而是表现出了特殊的急迫感。正是这种急迫感，成为推动深圳教育发展的动力，也使各种对教育体制的冲击成为可能。我们可以将这种急迫感归结为城市经营者的宏图壮志，也可以理解成这座城市的冲动惯性，但是，如果认真审视，就会发现深圳的教育热情，与其产业转型升级有关，与主政者在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有关。

　　本世纪初，深圳面对城市发展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曾一度考虑产业重型化，但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经验，构建“高、新、软、优”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模式，需要城市提供整体的智力支持和合格的高端劳动力资源。一旦教育严重拖住城市发展的后腿，深圳的新兴产业发展，也将面临智力供应不足的危机。深圳不得不开始探索非常规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

　　如今的深圳，在产业布局方面早已迥异于人们习惯性理解的，以特殊政策、土地拍卖、三来一补等密切相关联的“特区”。甚至，因为走得足够快，深圳之变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以航天航空业为例，许多人未必知道，深圳早已成为微小卫星、卫星导航基础构件及终端设备等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直升机海上石油作业规模全国第一，公务航空运营规模华南地区第一。

　　2013年前三季度，深圳的信息技术、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和文化创意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达6845亿元，增长17.1%，增速是GDP增速的1.5倍。在此基础上，深圳又开始着手布局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海洋、军工四大未来产业的发展。

　　产业格局发生巨变，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必然提出更高要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已不明显，薪酬待遇逐渐被内地赶超，人才流失现象严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曾不无忧虑地提出要再造“孔雀东南飞”。

　　从城市人才战略出发，筑巢引凤、吸引人才固然重要，但本土人才的培养，以及本地教育、科研造血能力的提升，则显得更为关键。这被认为是深圳教育梦想的动力源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深圳的教育发展战略是“两手抓”。深圳大学等高校的发展稳扎稳打，着眼于不同专业领域的特色学院则分兵突击。传统的教育发展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有其优势，但缺点也十分明显，譬如历史包袱重、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即使是高举去行政化大旗的南科大，也仍在苦苦的探索之中。以合作办学和特色学院为指向的教育发展思路，或许能摆脱一些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羁绊和束缚，彰显后发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

　　深圳的特色学院从一开始就注定同产业发展相结合，譬如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采取“大学-政府-企业”三者协同创新的模式。从产业需求倒推，实现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私人定制”。但诚如有专家所言，教育和学院特色的形成自有其规律，应弱化行政色彩和长官意志，条件成熟一所开办一所，而不能下硬指标，大跃进。

　　未来，随着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前海能量的释放，深圳的产业结构还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若眼下的探索成功，深圳的特色学院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有可能创造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圳模式”。

　　另一方面，由于转型升级，产业变化带来改革的动力与紧迫性，将造成对僵化体制的冲击，展开对于未来教育改革与变局的空间。

　　朱清时的背影远去，一切却正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