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历时将近10年，成效如何，看看成绩单！
在我国居民医疗健康需求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构建并完善医药卫生的四大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结合健康中国战略规划和部署，满足百姓对多样化医疗服务的健康需求，补足健康服务业短板，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纵深推进，加快实现从医疗改革到健康改革的转变。
2018年5月12日，第十四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盛大召开。本次峰会以“深化医改，健康中国”为主题，对四大主题进行深度探讨：1）医疗改革的成果与趋势；2）医保体系的顶层设计的创新与实践；3）医院改革的固有体制的突破与推进；4）医药改革的可及性提升与价值创新。本次峰会汇聚政府机构，医疗机构，学术界领袖和专家，共商医改各项制度持续创新模式，以及如何实现政府、医院、药企三方携手破除医改中知易行难的实践壁垒。
将健康融入政策，回归百姓真正诉求
我们处在一个创新驱动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等技术的迭代进化，给医疗和健康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李铭俊致辞中表示，2018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承上启下的关键的一年。医改政策的整体性和前瞻性都有所增强，政策体系更加完备，“制度精细化、试点扩大化、管理数据化”趋势更加明显。那么，如何将制度创新更加有效的来落实，真正做到惠及人民，是医改的重中之重。
传统涉及医保体系、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等领域的改革措施已清晰可见，医改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凸显，“制度精细化、试点扩大化、管理数据化”趋势明显。来自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邬惊雷主任说道，新一轮医改从2009年3月到现在已经历时九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明确改革目标和策略，突出公立性，把基本医疗服务或者说制度作为公共品向全民提供。上海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可持续”的理念，稳步推进上海医改的历程，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逐步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精细了医保管理，完善医疗服务。另外，在信息化对医疗服务的评价、监管和考核方面的应用，以期在规范医疗行为、推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方面作了积极探索。
上海在全国31个省市里面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在2017年试行，2018年全面推广。上海积极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允许个人账户余额购买指定的商业住院保险，从而产生连续放大的效应。在基药制度中，上海市在国家520种基础上变成844种，另外根据社区居民疾病状况可另外增加20到30种，而且这个增加的采购额度允许不超过总采购额度的15%。在医疗服务上，完成4+3+1，建立4家医院，提升三家医生，迁建一家医院。除了医疗服务以外，上海的公共服务比较有特色，第一我们老年肺炎疫苗免费接种，这在全国是首创的，这样对老年人肺部感染的减少，大大降低社会总费用支出。邬惊雷主任如是说。
上海医疗联合体两大类，一个是专科为主，一个是区域为主。崇明区为首要试点区域，强调以健康为目标的，以医保支付总额为抓手的改革，通过医联体内部分配，看总体健康指标如何，决定医保奖励额度。上海的儿科医联体，东西南北中五个儿科强势单位，通过分片区向下延伸，这种形式的服务获得了老百姓的满意。未来，应该继续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切实转变服务模式和服务重点，从治疗为中心转向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为中心，强化疾病预防，公共卫生服务。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们的健康，提升健康水平，改善健康公平。
医保顶层设计带来的医改创新
从近期我国医改政策趋势上看，医疗保险方面的改革日益成为撬动三医联动、推进分级诊疗的发力点。我国医疗保险体制带有城乡二元性、管办合一等特点，成为进一步深化医改的障碍。
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颜清辉副先生表示，医保在推动深化医改中具有杠杆的重要作用，但也应该清晰的认识到医保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新时代的医保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具有长期的趋势性。在医疗保险改革之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时限性，改革时期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流动人口医保问题以及破产的居民参加医保问题等等，但现在在全民医保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是长期趋势性的问题，需要考虑医保整个的筹资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都是一些长期趋势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做顶层设计的时候要有更长远的思考。
第二个特点是外部协同性。医保发展到现在它面临的是它的链条是比较长的，既涉及到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也涉及到药店，还涉及到医药生产企业，包括零售流通领域环节，所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要强调三医联动，需要较强的外部的协同性。
第三个特点是医保发展到现在利益复杂性远超过建立之初。建立之初我们调节的利益是参保人员保障的问题，当时是公众利益，主要是解决怎么保障参保在待遇水平上，但是现在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群体，面对利益博弈也很多。
第四个特点是整体的系统性，医保产生之初总体上是从无到有，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我们的统筹层次讲是一市则市，一县则县。我们城镇医保的统筹层次基本上到地市一级，有些新农合到县一级，等省一级比较少，这样就爱分散性的问题，所有的政策和资源都是相对分散的，很难形成合力。
第五个特点为机制性作用。原来的医保更多是行政推动，在事业发展上行政推动，在政策操作上行政主导，包括在一些医疗服务范围的界定上面也主要体现在行政主导，体现在指令性的计划，指令性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们在想它应该要有一个转变，因为涉及到是多个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需要利益主体共同协商。
在完善医保体系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大困难人群救助力量，实现救助来兜底，对于参保人员或者社会公众更高的医疗服务需求来说，要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能够用商业健康保险来覆盖社会公众更高的医疗服务的需求，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定位基本医疗保险，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发挥医疗保险保基本的作用。
新的医保管理体制的改革将推动整个医保的深化，也将推动整个医改的深化，相信在新的国家医保局正式组建成立以后会建立一个很强大高质量的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全民医保体系。
固有体制的突破，推进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改革始终是医改的重头戏。尽管总体框架已经十分完备，但仍需要“扩大改革试点”“理顺公立医院与政府之间的补偿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内部的管理体制、人事制度、薪酬制度”和“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提高服务质量”等四个方面仍需加强。
公立医院的核心问题就是八十年代周期以来简单套用企业的做法，导致利益目标冲突，冲突放大，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明确政府和公立医院各自的权益义务和责任。与会专家表示，筹资和薪酬制度的改革，彻底把行为扭转国立，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解决好服务系统和老百姓之间，就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利益冲突问题，应当是通过筹资和激励机制改革，让我们医疗机构从医务人员，让他们能够更积极的投身于疾病管理、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而且能够通过这些服务，通过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好处。换句话说，要为健康结果付费，而不是让他们通过服务去挣钱，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还原药物研发的原动力，推进价值创新
药品行业的技术创新需要长期积累和巨额资金，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近年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新药研发和提高仿制药质量的政策措施，正在对我国药品领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满足临床没有被满足的需求，这是我们药物研发的原动力，也是我们药物评价它的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来自上海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生带领大家回顾了我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态势。陈凯先院士表示，我们国家医药企业数量多，数量比较多，但是总体来讲产业集中度比较低，企业小而分散，实力不强，创新能力比较薄弱。根据我们国家要监部门体的数据2001年到2016年，大的国家批准上市了433种新药，2001年到2016年433种新药，在中国上市的有113种，可能三分之一都不到。十年中间在我们上市的29个典型的新药，都比国外平均要晚五年到七年，说明我们整体的可及性还是比较差。
关于药品的价值创新，可以说是中国药物的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满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怎么通过我们的医药产业和药物的研发满足它，比如说包括重大疑难疾病，肿瘤等等很多疾病，还有罕见病和孤儿药，过去是企业和研发单位都不太重视，罕见病和孤儿药，儿童用药、老年用药。同时，需要强化科技创新，怎么使我们国家在现有创新能力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再进一步。瞄准基础研究的突破，颠覆性高新技术的应用。并且建立激励新药创制的管理机制，提高仿制药的质量，提高审批速度和质量，进一步规范临床的实验。这些都进一步推动药物价值创新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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