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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脑”在清晰“成像”
勇于进取的生物物理所队伍
“我们要选择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关键科技问题，创新体制机制，营造创新文化，改善评估体系，鼓励求真务实、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给科学家腾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聚精会神地开展科研，产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简称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说。
徐涛平时话不多，但在研讨会上却情绪激动、侃侃而谈。
不久前举行的国务院第105次常务会议，决定继续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着力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与使命，不仅中科院高层领导在思考，生物物理所的所有人也在思考如何为实施“创新2020”奠定良好的基础。
“多采访几位我们的所领导和科学家，听听他们是怎么思考‘创新2020’的吧。”《科学时报》记者前些日子到生物物理所调研，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提议，“就算是我给他们挖了个大‘坑’，藉此机会也让他们梳理一下，总结前些年知识创新业已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大家集思广益，更好地展望和规划未来的蓝图。”
“创新2020——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研讨会”在京召开之际，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所脑成像研究中心主任陈霖也正忙得不亦乐乎，连续4天组织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讨论，分析现阶段本学科领域内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明辨研究室未来10年的主攻方向。
“创新2020，我们研究所智慧的‘脑’已运转起来，正在不断思考中清晰地‘成像’。”杨星科如此点评。
在生物物理所主楼大厅的玻璃屏风上，一边是蛋白质的标志，一边是脑科学的标志，许多举世瞩目的生命科学成果就从研究所里那些貌似寂静的实验室里诞生。
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5年来，这个研究所在IF10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68篇，在Cell、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13篇，在SCI收录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的总影响因子，从2001年的318迅速攀升到2009年的916。“十一五”期间，生物物理所承担了“973”及重大研究计划、“863”、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及重点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多项重要研究任务，主持“973”（含重大研究计划）首席项目8项、课题43项。
从流感病毒到SARS病毒精细的蛋白结构及其组装，从脑神经研究到乙肝防治基础理论的开拓，生物物理所的科学家们将兴趣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不断寻求并创造着重大突破，用基础研究的方式去解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同时积极发展技术研发队伍，孵化自主创新技术，着力促进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的衔接，效果斐然。
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研究所以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科院人口健康领域战略布署及2050年发展路线图为指导，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围绕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科学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研究；在学科布局调整与优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整体水平逐步跨入国际一流研究所行列。
“成绩和辉煌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未来。中央已明确中科院要继续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问题为着力点。我们研究所必须有忧患意识，要有所战略思考、搞好前瞻布局。”杨星科对《科学时报》记者恳切地说，“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到我们研究所调研，并为中科院蛋白质科学中心大楼正式启用揭牌，指示我们要为提升我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水平，为促进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的发展、保障13亿人民的健康不断作出创新贡献，我们感到肩头的担子沉甸甸的。”
“时间过得很快，似乎做了很多的事，但又很难一一尽数。”徐涛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对研究所近年的成就匆匆一语带过。他更愿意谈研究所正在布局谋篇的工作，让我们感受到他谦虚低调，实干快跑的风格。
“我们所这几年花大力气凝练学科目标、夯实科研基础，决定研究所未来究竟要做什么，最终凝练出了‘五环战略’。”谈起这个话题徐涛颇有兴致。
生物物理所坐落在大屯路15号，离奥运村“鸟巢”仅有一箭之遥。当包括大屯路在内的北京主要路面上标志奥运“五环”的印记逐渐淡化时，生物物理所制定出的“五环”发展战略却逐步明晰。
研究所“五环”战略上面的三个环，分别为蛋白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和感染免疫科学，代表国际科学前沿水准的基础研究。生物物理所一方面继续发扬在蛋白质、脑与认知两大科学领域的优势，确立国际上的先进地位，另一方面要不断发展新的学科方向，因此成立了感染与免疫科学研究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院重点实验室，将来要与前两个环齐头并进，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另外的两个环，分别为蛋白质多肽药物和仪器自主创新，代表向下游延伸的产业链。
为策应国家战略需求，生物物理所特别设置了蛋白质多肽药物这一方向。同小分子药物和天然药物相比，蛋白质多肽药物目前体量还较小，但这些年在国际上的增长比率非常快，是未来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仪器自主创新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今世界，生命科学正从分子水平发展到系统水平，努力“看到完整的森林”——生命的全貌，需要实验方法学的突破，以及核心研究技术与关键装备的自主创新支撑。生物物理所的“五环战略”可谓环环相扣。
谈及学科布局，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实验室副主任梁伟研究员表示：“我们有些PI把国际科学前沿与自己的专长结合，很快就找到了主攻方向，并有所创新和突破。如果只会简单地沿用国外套路，思路很快就会枯竭，最终被淘汰。‘创新2020’中科院的布局非常合理，我们要结合中科院的大目标，积极参与到今后要组织实施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里去，整合研究所的力量，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
“五环”是环环相扣的，生物物理所副所长许瑞明举了个例子：感染免疫研究中心有个团队是做分子免疫的，而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已经有人做过SARS、禽流感等，所里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好的基础，能够把做功能的与做结构的联合，因此成立了一个新方向，叫做结构免疫学：感染免疫那边发现了新的蛋白，结构与分子生物学这边就来做结构，发现新的结构后，再由感染免疫那边来验证。这样的学科方向激发了科学家们的兴趣，比如最近感染免疫海外团队的程根宏教授准备和他们联合申请科技部的项目。“我们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分析现有的力量和不足的地方，把分散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引导他们拧成一股绳。”许瑞明说。
源于多年科研实践的感悟，前些年生物物理所花大力气建设了一些核心、共性的基础性平台，发展关键性支撑技术。这些平台不是堆砌仪器的中心，也不是简单的测试中心，而是始终不断研究创新，发展新的技术方法。比如质谱技术平台，可以做很多别的地方做不了的分析，现在全国很多家单位上门来寻求帮助。
“基础研究是我们的根，根要扎得很深很深，大树才不会风一吹就倒。同时我们也要逐渐向创新价值链的下游延伸，深埋的根会供给大树丰富的水分及养料，这棵大树才会年复一年地生长更新、枝叶繁茂，为国家普惠健康作出新的贡献。”徐涛说。
“五环”相扣，生物物理所面向人口与健康的国家需求，基础研究结合应用研究，争取“十二五”能在普惠健康的体系里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某些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方面有创新的突破。
“未来传染病、肿瘤、糖尿病、各种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我国必然要走以预防为主的道路，将研究重心和优势力量前移，争取提早发现预防疾病，而不是等发病后再去治疗，这样无疑会降低国家支出的费用，我们的科研在这方面也要有前瞻性的布局。”梁伟表示。
生物物理所近年来正在逐步加强和医院的合作，如和安贞医院共建院士工作站等，把基础研究的成果和临床实践相结合。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如异军突起，发展迅速，针对重大传染病作出不少有自己特色的成果。如通过与302医院全军传染病研究所合作，对肝炎临床病人作样品断层的研究，目前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都在小鼠身上模仿出来了模型，成为一个转化医学的经典例子。
谈起结合临床作研究的体会，感染与免疫实验室主任唐宏说：“基础研究要做，临床也要做，没有两头只做中间不行。我们非常注意和医生充分交流，作互补性的研究，医生临床经验丰富，案例很多；而科学家有很好的理论与手段，两者结合起来，善莫大焉。很多重大科学问题如果不是临床医生发现，只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做出来。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的思路是和北京的优势医院、中科院北京生科院的优势力量进行共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重大问题并予以回答。”他们的实验室现在和北京的佑安、朝阳、安贞、解放军302等大型医院都在开展合作，找了一批有科研兴趣的医生共同来作研究，成效已初现端倪。
梁伟也强调：“没有合作就没有生命力，科学家需要走到病房中去。”从去年起，梁伟开始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作肿瘤研究，和当地的医生一起查房、制定治疗方案，并且让临床的学生过来作基础研究，作基础研究的学生去体验临床实践，以此克服实验室和临床之间的脱节，“肿瘤是自发的细胞变异，但我们实验的肿瘤模型是通过小白鼠模型的接种，必须结合临床才能把动物实验经验推广到人身上，这样才能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做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仅仅看文章做科研不可能触动行业发展。”
生物物理所“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中，像许瑞明、吴瑛、徐涛都有高分辨成像的仪器设备需求。高分辨成像技术的两个关键点，就是激光光源和样品的三维成像操作平台。研究所需要光源，仪器创新更需要炽热的“光源”！
目前，我国亟须的高精尖生命科学仪器主要还是依靠进口，这同美国国家重点实验室明确规定——一定比例的仪器要源于国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单纯依靠进口的仪器设备也越来越难以满足我国日新月异的科研需求。
生物物理所领导在布局谋篇时，决定把仪器自主创新体系建立起来，争取再造辉煌。在2004年的所务会上，徐涛等所领导就提出了研制仪器的构想。谈及成立仪器创新中心的初衷，徐涛说：“我翻看了历史记录，发现在国外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的时期，生物物理所曾经自主研制过107套仪器，覆盖空间、仿生、辐射、分离提纯、光谱、波谱、图像分析、医疗诊断等领域，这让我很感动。现在是我们做仪器技术创新的黄金时期，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起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的责任。”
2009年9月10日，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依托生物物理所，成立了“生命科学仪器技术创新中心”，徐涛为中心主任，仓怀兴为副主任。“那天的生命科学仪器技术创新发展战略研讨会，仅仅是专家的建议我就记了好几十页，可见各方对仪器中心的关注和希冀。”仓怀兴介绍说。
2009年3月，仓怀兴刚从中科院泰州应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中心挂职期满回来，就被徐涛叫到办公室谈话，希望他能勇挑仪器创新中心的重任。“他学材料出身，经验丰富，技术扎实，参加过‘921工程’，又在地方锻炼过，对产业转化熟悉。希望他能把仪器创新做起来，对仪器产业作一些有益的贡献。”徐涛说。
不止仓怀兴，仪器中心聚集了一批富于才干，手上有绝活的人。仪器研发涉及专业背景整合，像基础研究那样的小型团队不适合，所以体制上不采取PI制，而是团队工作制。目前中心有7人，仓怀兴、罗志勇、孟涛等人聚到一起做，仪器维修组还有3位退休的生物技术老专家：林波海、逯建英、王秀春，也在发挥传帮带的积极作用。
2004年生物物理所成为中科院技术支撑创新队伍建设试点，仓怀兴在2004年试点后走上技术职称路线，被评为技术正高。中科院及生物物理所的积极引导作用，极大地鼓舞了青年技术人才的士气。
该中心以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建设为契机，加强集成创新，加大对关键技术和实验方法学创新的投入。结合平台二期建设和科学家需求，仪器中心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包括现有大型仪器设备的创新升级改造工作和技术交流与培训。除对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外，还要对大型设备改造升级，很多课题组都承担了院装备改造项目。
从2009年年底开始，中心在每周三的午餐时间定期开例会，每次都收获颇多。一次例会中徐涛提出一个新的成像技术——侧向照明，即扫描一个面而非一个点。“像这种崭新的、具有未来应用前景的成像技术，徐涛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信息，我们原来没有意识到，所以在午餐例会上一交流，大家都感觉到很有收获”，仓怀兴说，“那些日子的周末或是晚上，我们很多次看见徐涛在7号楼弯着腰和大家一起调试光路模块，觉得这是件快乐无比的事情，整个团队也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做这项工作。”
精密科学仪器设备既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高技术的产业。在未来的科研发展道路上，生物物理所还需要更多、更强的“光源”！
在2003年之前，生物物理所一度出现过青年人才匮乏、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研究所的创新和发展。通过不懈的努力，研究所终于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实现了人才队伍的代际转移。截至目前，生物物理所已引进“千人计划”4人、“百人计划”35人（含“杰青”12人）。
张荣光原在美国国家实验室负责线站管理工作，是这个领域的“one of the best”。我国在线站上的投入很多，目前用于结构生物学的只有一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线站建好了，对于生命科学家做试验具有重大意义。在2005年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上，徐涛和张荣光就有过接触，发现他做事非常认真负责，非常投入，但是在回归问题上很难下决心。
2008年徐涛专门飞到芝加哥劝说张荣光回国发展。在芝加哥湖边的一个咖啡馆里，他们恳谈了很长时间。张荣光表示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很稳定，最大的顾虑是回国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徐涛想不起来当时喝的是什么咖啡，只记得自己花了很长时间说服他：从国家层面上说，国家投入2.5亿元做这么大型的线站工程，非常需要他这样有经验的世界级优秀科学家发挥作用，否则不仅是人才的浪费、更是国家资源的浪费；其次，所里在房子等问题上尽力提供支持，打消其后顾之忧。徐涛以情动人，张荣光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工作。
在傅阳心的背后，有一个“千人计划”陪嫁“百人计划”的故事。傅阳心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明星”教授，待遇福利都很好，但他看中了生物物理所的环境和氛围，觉得在国内做事有优势，比如临床样本数目多，之前也有与国内合作的基础，这样回国工作就水到渠成。2005年，傅阳心加入感染与免疫的海外团队后，合作发表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实验室来了位“千人计划”入选者，其他人会不会有压力？对此，实验室主任唐宏表现得很大气：“引进‘千人计划’人才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我看‘千人计划’入选者有我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人理念与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思路是否一样，回来后能否做事。傅阳心是位很好的科学家，理念很清晰，做事很到位，他克服很多困难回来，并没奢望一些特殊的待遇和荣誉，他回来就一个目标：攻克肝炎。”
同傅阳心一起回来的还有朱明昭。2009年10月傅阳心入选“千人计划”，今年4月份签合同，朱明昭则在2010年初作为“百人计划”被引进。朱明昭在傅阳心领导的美国实验室里做了3年博士后，并开辟了一个新的重要方向——研究淋巴结在感染、癌症中的作用。“淋巴结里有很多故事，小到感冒发烧，大到过敏、哮喘、肿瘤以及衰老，都与胸腺、淋巴结有关，但100多年来的研究却没有答案，朱明昭的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唐宏说。
作为“千人计划”的“陪嫁”，带回一个“百人计划”，生物物理所有何战略性思考？徐涛的话代表了研究所的态度：“若单纯按发表文章来说事，朱明昭也许算不上最优秀的。但我到美国的实验室里去考察时，行内的专家都竭力推荐朱明昭，说他在这个领域里绝对是‘绩优股’，此外，他和‘千人计划’的傅阳心能形成一个团队，集成合力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所里破格引进了他。”
除了引进“千人计划”、“百人计划”这样的尖子人才外，生物物理所也很重视培养青年人才。“我们既要能培养人才，还要能留住人才。”杨星科表示，“人的创造力的第一个高峰是40岁以前，目前生物物理所年龄在35岁以下的职工占53%，还有10年这些35岁的职工就45岁了。现在对这批中坚力量的抢夺十分激烈。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要协调好这方面的问题，对外培养通才，对内培养专才，让更多的人才涌现。对35岁以下的人才，我们要在全院框架下提出特殊政策，设立青年研究员，从职称、收入上减轻青年科学家的压力。”
就像望远镜对天文学的贡献一样，脑成像技术的不断突破促进了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脑与认知科学面临跨越式发展的机遇。生物物理所基于这样的判断，将脑成像列入“十二五”重点，希望能对国家作出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贡献。
2005年在脑与认知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2008年又把原先认知科学的一部分从脑与认知中心分离出来，成立了脑成像研究中心，生物物理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为未来的发展处处留下了伏笔。
生物物理所抢占战略制高点，2002年建成我国第一台研究专用的3T MRI系统，现在又在建设我国第一台7T人类MRI系统。脑成像设施主要有五种不同原理的设备，对大脑功能活动进行观测，其中最主要的是磁共振（MRI）。此外还包括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MEG脑磁图、脑电、光学成像等。脑成像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综合性成像中心，把上述这五种组合在一起，在不同成像原理间实现互补，形成1+1＞2的效应。
脑成像研究中心副主任卓彦表示：“我们所希望为同行提供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平台，带动一批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成像技术对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渗透也很明显。”
卓彦介绍说，现在国际上已经可以用脑成像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例如德国的一位教授用脑成像方法研究什么样的广告能引起大脑皮层兴奋并打动受众，这个研究的网上点击率达到一亿多次，影响很大。在教育学上，我们的一位国际合作伙伴2004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语言区靠近运动区，而西方人是靠近听觉区，所以中国人在“写”中学，而西方人则在“听”中学，这一研究对设计教学方案意义重大。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在医学方面，突破了只能发现器质性病变的局限，某些功能异常也能被观察到，如老年痴呆症的早期功能异常。
卓彦讲述了3T系统造机房时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工程包给西门子公司，西门子决定等机器进来后再进行机房外的装修，陈霖知道后说：绝对不行！粉尘和震动可能威胁到机器的质量，这个险不能冒。研究所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国庆节集体紧急开会，布置出昼夜施工的方案，这时离机器进场只有18天。结果16天后，机房的装修就高质量提前完成，体现了生物物理所的速度和执行力。
从3T到通往7T之路上，已入选“千人计划”、现已加盟生物物理所的周晓洪不得不提。周晓洪是国际上高场磁共振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脑成像技术的领军人物，在芝加哥主持研制了世界第一台9.4T的人类磁共振系统。周晓洪和生物物理所有很深的渊源，从最初帮助制定3T购置计划，到现在7T的建设与研发，在整个过程中出了很多力。他的加盟，使脑成像这艘承载着脑与认知科学未来的“诺亚方舟”，有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
脑成像中心另外一个牌子——北京磁共振脑成像中心，作为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向社会各领域的研究人员开放，目前已接收课题95项，其中来自本中心和中科院的只占四成，大部分是来自卫生系统、高教系统、企业、海外国际合作的课题，发挥了广泛的社会价值。
近年来，团队由陈霖领衔主持“973”项目，开展以磁共振为核心方法的脑成像研究，揭示了“大范围首先的”拓扑性质知觉发生在前颞叶（IT），对经典的视觉系统的“从局部到整体”的模型提出了严重质疑。
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科学作为生物物理所的两个支柱学科，不是互不相连的“两支筷子”，而是互相支撑、协同前进的“两条腿”；连接这“两条腿”的“筋骨”，就是分子神经科学这样的交叉学科和脑成像设施这样的跨界平台。
生物物理所的交叉科学会议中心里有个小食堂，有点类似国外的faculty club。为给大家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2010年春节过后，在这个小食堂里，每周二中午组织免费的“PI和各部门负责人午餐会”，主要菜式有鱼香茄子、宫爆鸡丁之类。大家在这里吃吃便餐、聊聊工作，感觉很好。有位科学家曾经利用这个午餐时间，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就办完三件事，事后连连感慨，周二来吃这顿免费的午餐收获很大，“不仅是让我们省了10元钱，省了我们许多办事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大家的交流，不经意间就会碰撞出一些思想和灵感的火花！”
此外，研究所还定期组织Happy Hour等活动，科学家们坐到一块聊聊大家各自在做什么，通过交流碰撞产生火花。为推进学科交叉、增进彼此交流，所里的PI们自发组织了PI论坛，大家轮流坐庄，自备红酒、饮料、茶点等，定期围绕当前生科领域的热点进行探讨，并分享彼此科研背后的心得体会和生活感悟。
美国冷泉港的学术文化是，注重自由平等的探讨，欣赏创新，分享科学探索的真正乐趣。从美国冷泉港归来的“千人计划”许瑞明，希望将冷泉港文化当做一块方糖，加入到生物物理所香浓厚重的文化氛围中。“同发多少文章相比，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氛围，这个最难做也最重要。在Nature等高端杂志上发表文章有很多随机的因素，但如果有好的整体氛围,优秀的工作成绩会源源不断涌现，保持较高的整体水平。就像金字塔一样，我们现在做的是基石的工作。”许瑞明说。
研究所在招聘人才时，越来越注意团队的整体性，希望能找到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比如最近引进的一位海外学子，曾在Nature上有3篇第一作者文章。像这样优秀的人才，研究所也要认真讨论几轮，然后才决定是否引进。人才进来以后不仅要自己能做好，还要围绕主线互相作用，成立三四个课题组，形成一个小团队。
“团队成员虽然技术、经验不同，但研究兴趣一样，这样就容易出好的成果。如果遇到特别优秀的人才，需要新开创一个领域，研究所还可以帮他邀请别人组成一个团队。”许瑞明介绍。比如刘迎芳研究员的团队因为做晶体，在购买了全亚洲最先进的高分辨率电镜后，2009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引进了做HIV三维电镜的朱平，使团队如虎添翼。
杨星科解读研究所团队建设的思路：“我们所人才济济，‘千人计划’、‘百人计划’、院士、‘杰青’，还有其他的PI，构成多元化的人才队伍，待遇上的差别较大。如果各个梯队之间不平衡，就会产生矛盾。我们尝试了一些新机制和体制，比如2008年11月全所职代会决议通过陈霖院士领导下的脑成像研究中心的团队建制，不实行PI制而采用研究员制。今后我们要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基本单元，以简单明了的组织架构，将80%～90％的人员包括进来，促进大家以团队的形式做工作。”
目前生物物理所正在尝试设立PI集群制度，每个集群的首席PI手下有若干个PI，目的就是要让PI们在战略高地上集群，带动学科建设以及“五环”战略的全面推进。“首席科学家与‘千人计划’一样待遇，这个激励机制将是动态的，每5年重新选拔一次。”杨星科介绍说。
唐宏带领的感染与免疫团队被很多人称道。“我们实验室的PI们，在组合之初就互补并且连成一体，像是组建一支足球队，有后卫、中场，就要考虑前锋、门将等。如傅阳心、王盛典是搞T细胞的，张立国是搞人源化小鼠的，朱明昭是搞淋巴器官的，我本人是搞天然免疫细胞的，我们就按‘百人计划’引进了搞B细胞的侯百东。”唐宏说，“得知侯百东有意回国发展，我向他介绍了实验室的总盘子，让他向实验室的其他PI作了次学术报告，‘卖’自己的东西给其他PI，结果大家都很认同他。虽然国内也有其他单位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认为在我们这里的发展空间大，彼此互补能形成合力，最后选择加盟我们实验室。”
“中科院要经过未来10年努力，大幅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创新整体跨越，我们身上的压力的确不小。”唐宏由衷地说,“我们重点实验室通过组织国家重大项目，把PI们都团结、组织起来，大家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团队得到了很好的磨合。”通过2006年高光侠主持的感染免疫基础研究的“973”，到2009年唐宏主持的丙肝病毒感染与免疫的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感染免疫的主线得以不断凝练，目标得以不断的明确，战斗力得以不断加强。
谈及研究团队和创新群体，唐宏讲了三点体会：第一，学术平等，在实验室里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是由谁来牵头做事而已；第二，管理民主，共同决策，只有取得共识，才能往前走，才能出效率；第三，不断磨合，使有效的研究力量集中到有限的主题布局上，通过项目凝聚团队，聚焦研究方向。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主线的推进。
金发碧眼的柯莎（Sarah Perrett）已在生物物理所工作了整整10年，从最初的英国皇家学会Research Fellow身份，到逐渐成为这里的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柯莎在剑桥大学时的老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Alan Fersht教授，剑桥的学习经历为她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1997年博士毕业后，到中国度假的一次偶然机缘，柯莎被安排到生物物理所作学术报告。当时负责接待她的是时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的周筠梅研究员，因为周筠梅的研究和柯莎在剑桥的工作很接近，两人谈得非常投缘，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2000年，柯莎在新加坡专门学习一年中文之后，来到周筠梅的实验室工作，开展与酵母类Prion蛋白Ure2折叠有关的研究。
谈起为何10年不改初衷地在生物物理所工作，柯莎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归纳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最初愿意和周筠梅老师合作，现在和王志珍、阎锡蕴等老师及PI的交流也很愉快；二是研究所能为她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做酵母Ure2蛋白等科研工作的仪器设备齐全；三是这里的科学与文化氛围比较适合她。
“现在每逢星期二我都会去参加PI们在交叉科学会议中心的午餐会，每次都有不少的收获。现在我住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区，以前是王志珍院士住过的房子，这里比我在英国的住所环境还要安静。我很喜欢在中国的生活，比如中餐我最喜欢吃馄饨。”柯莎说，“去年我到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Alan Fersht教授真切地对我说：‘看来你这10年里在中国的科研发展，可能远比你留在剑桥工作还要好得多！’”
“目前在我们这里工作的除了柯莎，还有其他一些外籍人士。”杨星科说，“我们要进入生物物理研究的世界方阵，就要走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化道路！”
“希望不久的将来，国际上最好的科学家打破头来生物物理所应聘，我们也好退休了。”唐宏感慨地说。
据生物物理所国际合作处处长张蕾介绍，研究所近几年来联合国内外领域专家，创建了一系列科研联合体，包括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中澳表型组学中心等，以及国际伙伴创新团队等，其中中澳表型组学中心还被科技部批准为我国首批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在知识创新三期，生物物理所的国际合作项目有52项，涉及结构病毒学、免疫学、脑成像等研究方向，涵盖美、澳、德、英、日等1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工作直接促进了研究所科技工作者对国际学科领域前沿的把握，强化了研究所相关学科的发展优势。
陈霖作为拓扑性质知觉理论的提出者，以其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普遍认可和赞誉，2009年1月当选为国际认知科学联合会主席，将主持今年8月在我国召开的第7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
近些年来，随着生物物理所科学家国际学术声望的提高，在国际学术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数也迅速增长，组织和主持国际会议的频次及在国际会议宣读论文的数量逐年攀升，已成功获得了国际生物物理大会等一系列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办权，研究所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显著提升，“这充分说明，我们的科学家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已经代表中国有了话语权！”杨星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