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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闯研究员:我国应增强国际科技话语权

2008.8.08
参与国际科技组织工作,利用国际的科技资源,组织国际科技活动,这也是一门科学,是一个大课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全球战略。从我在国际科技组织任职的经验来看,它有助于我们更便捷地组织国际前沿科技计划,吸纳国际先进经验,可以展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学术水平够,只达到一半条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全球变化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刘闯,通过调研发现,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在国际科技学术组织中任职的比例很低,担任主席的更少。
 
“在国际学术界、科学界,国际组织对学术的发展方向有很大影响。但是,中国人在导向性、起主导作用的国际科技计划中的影响很小。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关注。”日前,刘闯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但这种现象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吗?记者了解到,在不少人看来,到国际科技组织任职,与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密切相关,只要学术水平高了,到国际机构任职自然是水到渠成,而如果要采取措施“争取”,反倒不是正途。
 
在几个国际组织担任过职务的刘闯并不这么认为:“学术水平够了,只达到一半条件!学术水平是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的必要条件,没有好的科学研究功底、没有对科技发展前沿准确把握的建树,就不会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更不会得到主导国际科学潮流和国际科学研究计划的机会。但是,只有学术水平,不研究国际科技组织规则,没有组织国际科技队伍和科技计划的能力,缺乏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人格,没有及时与世界各地不同见解的专家沟通的工作习惯,恐怕也难以胜任。”
 
每个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规则,很多国际组织选拔委员或主席,除了考虑科学家的学术水平、领导能力,通常也要考虑区域代表性,比如上一届的主席出自美洲,很可能下一届会在美洲以外的地区选出,如果对换届的规则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劣势不清楚,就很可能会失去机会。“科学家单搞纯科学,自然很好。但是,中国科技界需要一批能在国际学术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科学家队伍。它不仅有利于我国科技水平的整体提高,也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作用日浙凸显的科技外交水平的整体提升。”刘闯说。
 
“跟着走”的被动
 
刘闯认为,首先,我国的科技政策即便到现在,都是以引进为主,但对人才推出并没有什么大的计划。
 
在国际科技组织中,中国科学家很少能够领衔,这也导致国际上启动的计划或项目大多数情况往往都是中国跟着走。也有这样的情况:国际上提出的概念与我们原有工作并没有直接对应,在我们琢磨确定概念之后,正想跟着大张旗鼓干的时候,国外已经宣布这项行动计划结束。
 
“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战略,没什么人才推出计划。科学家个人也很难为自己的科学研究任务增加负担。”
 
在中国,评价科学家够不够一流,主要是看写了多少篇SCI论文、拿了多少科研经费。而担任国际科技组织领导职务,引领国际科技发展潮流方面的工作,论文和经费仅作参考。“所以,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部分工作不能构成吸引力。”
 
个人体验:收益与决策权
 
刘闯回国10年,先后在几个国际学术组织任职,对于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收益深有体会。比如,她做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CODATA)发展中国家任务组主席期间,国家系列的科学数据共享战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一流科学家和政界决策者到北京与我国科学家和科技主管部门直接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对会议的地点、主题、讨论重点、报告专家的确定等均依据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急需的问题进行安排,对我国开展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借鉴国际经验起到很大作用。
 
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CSU)的科学数据与信息前沿领域评估特别工作组,在全世界共有13名委员,刘闯是其中之一。各个组织有关数据信息方面的内容,都向这个组织汇报,并得到评估。这样的评估报告是ICSU确定未来发展战略的依据之一。刘闯表示,在参与这个国际评估团队的活动中,同时也学习到很多在独立科学研究中根本学不到的东西,这是她在国内无法接触到的。
 
另外,刘闯在研究了联合国世界信息峰会后续行动计划组织规则后,提出了由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6个相关单位和组织联合牵头的“联合国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共享与应用全球联盟”计划(e-SDDC),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刘闯本人也被联合国聘请为信息通讯技术与发展全球联盟高级顾问。在设计这项计划的行动路线时,中国科学家团队把中国的发展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与国际上目前强调的“利益相关者”理念有机结合起来,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联合国的大框架下,我们与许多国家高水平的研究所、大学合作,一些国际组织也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影响越滚越大。”刘闯说,“我如果仅埋头搞研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应该有一个渠道
 
“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工作、利用国际的科技资源、组织国际科技活动,这也是一门科学,是一个大课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全球战略。从我的经验来看,它有助于我们更便捷地组织国际前沿科技计划、吸纳国际先进经验,可以展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刘闯表示,为推出更多科学家到国际科技学术组织任职,国家战略要跟上,要有渠道。她建议,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有关单位和组织,设立一个与人才引进同等重要的“百人计划”。“如果我国能保持始终有百人的队伍在国际科技组织任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总体水平的提高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刘闯表示,这不仅会影响科学研究,还涉及到国际科技外交,对政界决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不管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国家政界,要作出科学决策,很多时候需要听取科学界的意见。
 
“民间的科学外交对于在国际外交上争取主动,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一支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外交以及国际重大科技计划的发起和主导问题也应该引起我国科技界的关注,它需要国家战略导向、政策的支持,它应该是科学家和国家的共同行为。”
 
增强国际科技话语权
 
2006年12月3日,科技部公布的《“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中已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要把增强我国在国际科技组织中的话语权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扩大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我国要在国际合作中发现并积极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培育一支在国际科技组织中能够发挥骨干作用的国际型人才队伍,为我国科学家在世界科学技术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创造条件。
 
实施纲要表示,要有计划地支持我国科学家参加重要的国际和区域科技计划和活动,鼓励我国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人员到重要国际组织任职,并竞争高级职位。
 
记者了解到,现在不管是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科技部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都有相关鼓励办法或项目,在国际组织任职的科学家要参与相关国际会议时,有一定经费支持。
 
其中,中国科学院的管理办法中,除了资助中青年科学家参加任职国际组织的相关活动,也包括支持没有任职的人员去竞争相关职位。这一资助办法,在中国科学院刚执行了两年。
 
但从种种实际行动来看,刘闯认为,“力度还不够!还没有在战略的高度上给予足够重视,还没有相应重大举措出台。人才推出战略不仅是中国的需要。在过去30年里,中国能够使近3亿人摆脱贫困,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很多国家也希望分享中国的经验,中国在一些国际项目中不领衔,怎么传播中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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