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生明：探寻生命科学资助与管理的最佳模式
探寻生命科学资助与管理的最佳模式——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
基础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长期性，二是要有很好的积累才能取得好的成果。3年完成一个项目，不太可能取得突破性成果。我们鼓励科学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如10年，瞄准一个重要的科学方向不断努力。做得好，可以连续获得资助。
生命科学部8年来一直在探讨如何对优秀科学家和重要科学问题的连续资助，目前正在做试点工作：如果科学家完成一个课题，研究的科学问题重要，工作也完成得不错，同等条件下就会优先得到资助。
生命科学部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资助规模最大的一个学部，生命科学部资助申请项目占基金委全部项目的42%，资助经费占基金委总经费的33%。
在过去20多年里，生命科学部一直在探索适应生命科学发展的资助和管理模式，“十一五”期间，生命科学部计划投入约85亿元，资助600个左右的重点项目。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学部制定了“十一五”优先发展领域，这些领域将作为重大、重点项目立项的主要依据。
日前，《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请他解答了生命科学部在优先资助方向、资助模式和管理模式方面的问题。
学科发展：“扶危”与“助新”
《科学时报》： 20多年来，生命科学部对哪些学科、哪些方向进行过重点资助？
杜生明：自基金委成立以来，生命科学部一直资助生物学、农学和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20年来，国家投入不断增加，科技界对我们也非常支持和关注。生命科学部资助的范围包括生物、农业和医学领域近20个学科，我们对这20个学科的基础研究进行了系统和连续的资助，在基金委“十一五”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发挥科学基金的引导作用，扶持濒危学科，重视新兴学科，实现学科的协调发展，同时重点关注优势学科，促进学科交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这20个学科的不断资助，使我国的生命科学发展在国际获得了一席之地。首先，我们根据基金委的资助政策，对各学科的协调、均衡发展给予很大关注。前几年，一方面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蛋白质组学、干细胞研究等现代生物学的蓬勃兴起， 引起广大科学家的兴趣并投入相关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学科的基础性和长期性，在短期内取得有相当影响的研究成果非常难，青年科学家不愿意作这些见效慢的研究。一些传统学科，如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中的经典分类学研究开始出现人才缺乏，甚至出现青年人才严重断层。但这些学科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连物种等最基本的知识都搞不清楚，谈何去作蛋白质、作基因研究？
生物科学是一个系统的科学，所以基金委在学科发展上要作全盘的考虑，对于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不太感兴趣的弱势、濒危学科给予扶植，在资助上予以倾斜。20多个学科中，像这样的学科有四五个，在近20年间不断得到基金委的支持，从而保持了一支从事传统学科基础研究的队伍。像经典分类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昆虫分类研究，在估计30万个种类的昆虫中，目前我们搞清楚的只有40%，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基础研究要进行，同时整个学科的协调发展也需要这些学科。我们对于经典分类生物学的青年科学家已经连续倾斜资助6年了，每年在正常的资助之外，专门拿出300万元给予倾斜资助，主要资助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我们提高这些领域的资助率，如果申请这方面的面上项目获得资助的几率会高些。
《科学时报》：生命科学部对哪些新兴学科、哪些领域更为关注？
杜生明：生命科学部同时也关注新兴学科的发展，并及时调研启动新项目。基金委是我国最早支持基因组学研究的机构，1991年，我们就启动了基因组学的两个重大项目和一批重点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启动带动了我国基因组学的研究。在这两个重大项目之后，国家“863”项目列出专项资助该方向的研究，同时为人类基因组测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另外，我们1995年启动了蛋白质组学的重大项目和一批重点项目，为我国开展这方面大规模研究和人才储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00年以后我们又启动了表观遗传学研究。200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资助了7个重点项目和一批面上项目。
新兴学科和社会重大需求联系非常紧密，如基因组学研究对重大疾病发生的疾病基因的认识；水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对农业发展的促进；蛋白质组学研究对疾病研究的推动；表观遗传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学科，很多肿瘤基因的表达、农作物产量形状的形成等都和表观遗传学有关。这些虽然都是基础研究，但无不与应用紧密相关，对这些新生的学科更要给予关注。国际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新的领域不断涌现，我们要密切关注、跟上潮流，否则永远赶不上学科发展前沿。
750万元：向3个学科倾斜
《科学时报》：近几年，生命科学部会对哪些方向给予重点支持？
杜生明：生命科学部还注重一些特色和优势学科的发展，同时努力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植物科学是我国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学科，近年来，海外很多这方面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回国，在该领域我们资助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40位、创新研究群体6个。我国在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有一支优秀的团队，经过调研和分析后，我们认为在植物激素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分子机制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基础，有可能做出有重要影响的工作，应该给予重点支持。从今年开始，基金委将其纳入重大研究计划，进行长期稳定的支持。我们准备支持经费1.5亿元，用8年的时间力争在这一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生命科学领域一直很重视学科交叉，比如生物和医学交叉的免疫学和神经科学。免疫和许多疾病的发生和治疗研究紧密相关，免疫系统一旦异常或者免疫系统低下，都会产生重大疾病，免疫学的基础是生物学，同时也需要很强的医学应用前景，包括抗体的形成、病原的入侵等。认识到免疫学研究的重要性，从2007年开始，生命科学部除了正常资助以外，又特别给免疫学以300万元经费的倾斜支持。
生命科学部也注重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基础是神经生物学，许多老年性疾病，如帕金森氏症等都和神经系统有关。学部在青年基金和重点项目上都给予了倾斜性支持。心理学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一门学科，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青年、少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
从今年开始，我们对其倾斜支持150万元，尤其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因为心理学的发展需要青年科学家加入。近两年内，我们还要在心理学研究方面组织一些交叉的重大、重点项目，它不仅涉及自然科学，还涉及社会科学。另外，我们还注重和数理、化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生物学工程，它是生物、医学、材料、数理交叉的学科，我们专门成立了生物学工程学科，目的是加强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推动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科发展。
免疫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加上我们支持经典分类生物学方面青年人才支持的300万元，今年生命科学部在这3个方向将有750万元倾斜资助。
资助模式：通过项目培养人才
《科学时报》：经过20多年的积累，生命科学部探索出哪些成熟的、适合生命科学发展的资助模式？
杜生明：20年来，生命科学部在基金委整体资助方针指导下，初步形成适合生命科学发展的资助模式。首先资助项目和人才结合起来。一方面，优秀科学家的优秀项目要不断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我们选取优秀项目，通过科学问题的资助来培养人才。
其次，生命科学部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评审和资助模式。这20个学科中，有纯基础性的学科，也有和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应用基础学科。对于纯基础学科的研究，我们充分考虑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包括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申请方式大多为自由申请。科学家充分分析科学发展的趋势，结合自己的工作，选择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好的思想加上好的基础，我们会给予支持。
对于和国家经济需求紧密结合的学科，我们采取两种形式：60%的经费用于科学家结合国家重大需求提出的自由申请；对于另外40%，生命科学部要组织科学家进行调研和分析，从上到下提出引导性的建议，比如肿瘤、中医药、农业资源等问题。我们经过调研，以发布指南的方式引导申请，第二种方式主要以重点和重大项目形式为主。
基础研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长期性，二是要有很好的积累才能取得好的成果。3年一个项目不太可能取得突破性成果，我们鼓励科学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如10年，瞄准一个重要的科学方向不断努力，做得好，可以连续获得资助。生命科学部8年来一直在探讨如何对优秀科学家和重要科学问题的连续资助，我们目前正在试点，科学家完成一个课题，只要研究的科学问题重要、工作完成得不错，同等条件下就会优先得到资助。今年资助项目里，已有38%是连续资助的，我们认为对这些优秀科学家的优秀项目连续资助比例达到60%最合适。
项目评审：根据学科特点确定评审方式
《科学时报》：在基金管理和项目评审方面，生命科学部有何举措？
杜生明：20年对于一个机构、一项事业来说，都是非常短暂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探索不同的申请、评价和资助模式。
在评审前，学部会给每一位评审专家发一封补充函，说明本学科的特点，资助的范围和本学科应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临床基础学科，学科领域非常宽，可以提出非常多的科学问题。但作为临床基础学科到底如何确定资助的主要方向，经过我们的调研，应首先资助那些来源于临床上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中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此，我们就在补充函中告诉评审专家，应该资助哪些方面。这样才能推动临床学科的发展，为临床学科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通过补充函，评审专家能够根据学科发展、根据国家需求，在开展同行评议的时候将这些思想贯穿到评审工作中。
从1999年开始，生命科学部开始邀请海外专家参加基金项目评审的模式。今年生命科学部每个重点项目都要求有3名海外专家进行同行评议，共有267位海外专家对重点项目进行了同行评议。另外还邀请了86位海外专家参加我们的学科评审会议和重点项目的会评，重点项目的同行评议选择4个国内专家、3个海外专家。
相对来说，海外专家没有单位之见和利益相关因素，在评审中也更科学公正。同时，缓解了我国评审专家缺乏的问题。现在基金委专家库中只有7万多名专家，实行回避机制后，可以参与评审的专家不到一半。而美国的基金会有50万评审专家，而他们每年申请项目数只有5万。同时，邀请海外专家参加评审，使我国基金项目的评审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国际。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海外专家更了解国际动态，可以提高评审质量。生命科学部是最早引入海外专家评审的学部，也是目前引入海外专家规模最大的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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