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顶尖科学家“爆料”：如何培养接班人？
如何培养你的下一代科学家？每个有远见的科学家，几乎都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科学家超脱生物本性之上，更高级的“延续香火”。近日，Nature邀请了五位资深科学家，来提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建议。Nature将这种延续称为科研遗产（science legacy），如果把中国文化元素糅合进来，称为科研传承或科研衣钵更为贴切。
然而，当下的科学环境对于科研传承提出了新挑战。
作为受邀分享的专家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认为，目前学界竞争更加激烈，高校职位更难以获得。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中，只有不到20%能成为独立实验室负责人。
作为导师，应该如何因材施教，为学生打造自由试错的安全空间，让人才可持续地为实验室提升影响力，并改善所在领域的科研环境？
打造安全空间
▲ 蒲慕明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
为了做出突破性发现并确保学术研究传承，我为学生们打造了安全的空间，让他们勇于试错并适应挫折。
在我所处的基础神经科学研究领域，意想不到的发现常常能产生最大的影响，而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有起起落落。有了安全的空间，学生可以犯错并从中吸取教训，而不会影响他们的信心。
不过，我也给学生三个提示，以减少或避免不当的错误。
首先，他们应该掌握技术。这样，如果一个实验失败，那不是因为技术执行不力。第二，他们应该学习各种各样的技术，以便进行不同的实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应该接受与研究假设不一致的意外发现。
这些简单的技巧帮助我和学生专注于验证假设，而非浪费时间来解决可避免的错误。
一个高效的导师不应该回避有关困难的对话。
我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学术界的职位并不像现在这样难以获得。目前，学界竞争更加激烈。
据我估计，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中，只有不到20%能成为独立实验室负责人。我曾不得不建议学生考虑研究以外的职业选择。
在此类谈话中，给学生一些实用的建议会很有帮助，比如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的技能如何转移到其他工作中去，以及为他们提供一些教学和业界的工作机会。
一个人的科研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职业抱负，二是如何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力的机会。
我的职业生涯流动性很大。在回到中国领导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ION）之前，我已经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每当我权衡新机会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我的离开是否会给我现在的机构带来变化，以及我的贡献在哪里会最显著。
转到ION是一个重大的职业变化，我认为它正在产生效果：我们已经开始了一项倡议，将非人灵长类动物作为研究高级认知功能和药物发现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培养出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下一代科学家。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 Kristi Anseth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化学和生物工程系教授
构建科研传承体系需要有承担风险的意愿：许多问题都很复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的、突破常规的方法。
1995年至1996年，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决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研究软材料在生物领域的应用。
这种交叉学科所带来的风险得到了回报：通过设计新型大分子，以及应用我在博士课程中习得的光化学专业知识，我可以研究干细胞生物学，以促进组织再生。
自1996年任教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以来，我的实验室已经在再生医学的跨学科领域培训了100多名博士生和博士后——为该领域培养了科学人才，并创造了长期的科研传承。
尽管冒险可以带来回报，但对于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而言，风险常让人畏惧不前。
我的建议是，优秀的合作者往往能提供建议，并帮助你把风险降到最低。培养和维护你与这些同事的关系，会有助于为项目、资助和论文出版带来持续的创新。
尤其重要的是，你要支持你所培养的人才。
我尽力通过提名和推荐信来支持我的同事和学生。例如，Jason Burdick于2002年从我的实验室毕业，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基于他的创新研究工作，我提名他为2019年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
我为学生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表现出色，不仅仅了提升我实验室的影响力，更促进了整个领域的发展。
专注于人才培养
▲ Lisa Kewle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教授
在我成为教授以来，我的实验室已经培养了20名博士生和10名博士后。作为2017年启动的澳大利亚ARC三维全天空天体物理学卓越中心（ASTRO 3D）的主任，我还领导约300名研究人员、教职工和学生。
今年3月，我被任命为哈佛-史密松森天体物理中心的主任，该中心是史密松天体物理台和哈佛大学天文台的合作项目。
当我选择学生和博士后时，我会留意两个关键特征：对科学的热爱和上进心。
那些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聚集在一起，有助于创造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有上进心的人能独立思考和执行，这是成为领导者的重要品质。
通过前导师的推荐信，我能够评估候选人的独立性和领导潜力。我还会让资深博士后参加面试小组，帮我挑选那些适合团队的候选人。
在澳大利亚，我们一直在争取国际交流的机会，因此我特别重视让我的学生增长国际经验，并希望他们考虑回国领导前沿研究。
我经常与海外同行和合作者共同发表论文、领导项目，拥有国际合作者也使我能够交换优秀的学生和博士后。
当我的学生寻找职位时，我会把他们推荐给正在从事有趣研究的海外同事，有时甚至在招聘广告发出前进行推荐。同样，同事们也会向我推荐他们的优秀学生。这种办法可以确保我实验室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
科研传承也关乎我们能够为更广泛的科学界所做的贡献。
在ASTRO 3D，我和我的团队今年实现了50：50的性别平衡（在整个澳大利亚上，女性只占天文学工作者的30%）。
当我在2017年提出性别平衡的想法时，许多人对此抱有疑问。尽管有这些挑战，团队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坚信，更好地代表所有性别和少数群体将提升教育乃至更广阔范围的榜样力量，以及委员会的公平性。
当你觉得一项事业值得为之奋斗时，就该无所畏惧地追求它。
因材施教的指导方式
▲ ?João Mano
葡萄牙阿威罗大学化学系陶瓷与复合材料（CICECO）研究所生物技术学教授
当每个实验室成员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并在各自领域建立成功的事业时，科研传承就应运而生了。
目前，我的实验室已经培养了70多名硕士生、25名博士生和40名博士后，其中许多人现在在其他国家（主要是印度和中国）担任高级研究员，或在业界（主要在欧洲）工作。
指导对学员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我提倡因材施教，因为没有两个学生是相同的。我试图了解学生的性格和抱负，并根据他们的技能和性格类型来分配合适的项目。
培养良好的指导技能不会一蹴而就。知道应该对学生说什么，如何识别他们的潜力，并帮助他们实现，这些都需要累积经验。
在我读博期间，其实并没有太多应对实验失败的经验。但当我成为助理教授时，我开始看到学生们在受挫的实验中苦苦挣扎，在无法交付实验结果时感到沮丧。作为他们的导师，我意识到，如果我不愿承认我最初的假设可能有误，那么学生可能会更加士气低落。
通常来说，我会将项目分解成更小的步骤，使其范围更易于管理。有几次，我完全改变了项目的方向，因为我相信我的学生已经尽力去重复实验，我也接受了我的假设就是不正确的。
表现良好的毕业生足以证明，我的实验室提供了高质量的培训。当我现在的学生在寻找工作和国际交流的机会时，他们也是重要的联系人。
在校友的成功和支持下，我们更接近在所在研究领域构建科研传承体系。
承认每个人的贡献
▲ ?David Mooney
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工程学教授
科研传承是通过许多实验室成员的努力创造的，理应承认大家的贡献。
当每个实验室成员都努力工作时，就会产生良性循环，实验室就会成为人才的“磁铁”。因此，承认每个人的贡献相当重要。
这种承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但我最喜欢的方式之一是在我的演讲中加入相关研究学员的漫画。这使我们的作品个性化，并使观众对名字印象深刻，还便于其他研究人员在学术会议上找到并接近他们。
显然，实验室负责人也应该以论文中共同作者、ZL申请中的共同发明人等形式承认他们的贡献。
做助理教授时，我向博士生承诺建立实验室和开始新的研究，以吸引他们加入。
实验室初建时可能很难吸引博士后，因为他们需要考虑什么举措能最好地提升个人职业生涯。但是，随着早期研究人员的成功，以及实验室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相应提升，它将开始吸引有才华的博士后。
我非常幸运，目前已经培养了120名博士生和博士后。
善于使用媒体传播是承认实验室成员贡献的另一个方式。好的科研不言自明，但媒体可以帮助你更广泛地接触到专业和非专业观众。
在哈佛大学——包括我所在的韦斯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都有优秀的传播团队。他们会为大众生产媒体内容，以便人们了解前沿科学。这也有助于实验室提升知名度，吸引其他优秀的学生。
创业公司常常是将技术从实验室引入市场的关键。当科学被商业化并造福于社会时，它的影响可以超越你的职业生涯，并帮助你构建科研传承体系。
我的实验室已经推出了五家创业公司，其中包括密歇根州安娜堡的Immulus公司，该公司使用先进的材料来制造用于治疗的T细胞。
这家公司是由我带过的两个博士生创办的。与他们密切合作实现我们的想法，并将这项技术带给能从中受益的人们，在专业和个人层面都是美妙的经历。
参考资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0950-6
http://www.ion.ac.cn/zt/fzs/kxjjs/pmm/
（本文根据《自然》网站文章Creating a science legacy编译整理而成，未经受访专家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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