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的健康效应和社会效应显现 管控须新机制
7月下旬以来，北京等地遭遇“雾霾桑拿天”，空气质量明显下降。近年来，我国环境事件频发，环境问题受到公众的极度关注。
在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持召开的“首届国家环境与健康研讨会”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吕忠梅说，当前，我国污染的健康效应和社会效应逐渐显现。在2006—2010年期间，我国共发生了63起铅、镉污染事件中，33起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占比53.4%；同一时期，我国所发生的232起三级以上环境事件中，56起事件中环境污染导致了健康损害，37起环境事件发展为群体性事件，还有19起涉及健康问题。
新闻调查
环境污染地区、个体健康差异明显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工作难度大，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情况复杂，不同人的个体对污染的健康反应存在差异。复旦大学教授阚海东说，研究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对污染更敏感。如当前公众非常担心的空气污染，阚海东团队做的文献调研等发现，所有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有毒物质，包括吸烟在内，女性比男性反应大，女性也比男性容易受污染影响。此外，不同年龄段的人对污染反应不同，老年人对污染更敏感。
“我们还发现，广州和福州这些南方城市空气污染物水平相对较低，但单位污染物浓度健康危害远高于兰州等西北城市。”阚海东说，那是由于我国西北地区较多的大气污染物成分来自于自然源，如尘土等。而自然来源的颗粒物对人毒性相对较低；东南地区较多大气污染物成分来自燃煤、烧油，化学毒性大。不同污染物特征决定了不同地区空气污染危害性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把不同大小的颗粒物跟健康做了一个关联，一个关键性发现是，直径小于或等于0.5微米的颗粒物对居民健康影响更大。从环境科学角度来说，小于0.5微米与大于0.5微米的颗粒物在肺里沉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阚海东强调，未来我国管理大气颗粒物污染，应更多关注质可能会引起较大的健康风险那部分颗粒物。
除空气污染外，饮水污染导致人体健康情况也不相同。“经饮水暴露系数也可看到，华北地区是全国平均水平1.2倍，东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其0.6倍；华南地区水平已达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而西北地区较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即0.5倍。”中国环境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赵秀阁说。
核心关注
因果关系难确认，健康损害得不到合理赔偿
由于环境污染情况以及不同个体对污染健康反应的复杂性，不但使环境管理工作面临巨大困难，而且当公众的环境健康权益受到损害时，难以得到合理赔偿。
“我们统计了1000多件环境案件的法院判决结果，能够胜诉非常少，而且只赔偿了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什么损失？即养鱼的死多少鱼，人受害了误工费是多少、花多少医疗费、还需要多少营养费，除此以外是不赔偿的。”吕忠梅说，受害人真正得到合理赔偿是非常困难。
而且大多数的污染危害结果是具有累计性的，这给污染情况的认定和赔偿带来了更多困难。吕忠梅说，“我们所分析污染事件中，90.5%都是累计性污染。比如在一些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中，污染企业的所有手续是齐全的，环评也做了，每年污染物排放情况也很好，但结果造成了严重污染，健康危害等后果也是严重的。”
吕忠梅表示，从法律上来讲，从污染物排放到人体健康影响最后到损害赔偿，最重要一项工作是确定污染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因果关系确定了，才能确定谁来承担污染以及赔偿的法律责任。但在当前全世界关于环境案件的损害赔偿方面，难度最大的就是确定污染与损害，包括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
观点声音
建立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机制
吕忠梅说，从环境与健康来讲，最需要建立的是风险管理机制。目前，我国环境管理手段也不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目前管理模式是事后监控模式。出了问题，再成立领导小组开展调查，是事后管理而非事前的风险管理模式。
而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于云江认为，环境污染健康风险管理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调查，二是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三是风险管控，三者彼此存在逻辑关系，共同构成了环境与健康的污染管理体系。而环境污染健康风险管理里最主要的难点问题，或最有技术含量的是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技术。
于云江表示，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技术方法方面，不断发展完善，形式多种多样，体系逐渐成熟。而我国也正在逐步开展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技术方法的研究。
环评制度增加健康风险评估
吕忠梅说，当前我国的环境评价制度里是没有健康风险评价的，环境监测机制中也没有。“企业污染，老百姓受害，然后政府买单。在很多实际污染案件中，你连污染主体都找不着，到底是谁的责任都不清楚。”因此，在环境评价制度里增加健康风险评价一环节，将有利于事先环境风险的预防和管理。
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赵欣丰说，各类国际金融机构在贷款项目环境管理中普遍采用健康影响评价的内容，这也是奠定和推动健康影响评价技术方法发展的主要力量。健康影响评价的应用范围更宽泛，评价对象由针对建设项目，向存在潜在健康影响的开发规划和政策方面扩展。
“在国家层面上对健康影响评价进行立法并有效融入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国家是泰国，强制规定如石化行业、火电厂、地下勘探、航空系统建设等11类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要开展详细的健康影响评价。某些国际性行业组织，如国际黄金协会和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开发自己的健康影响评价指南。”赵欣丰说，健康影响评价的发展与环境健康管理的发展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建立统一的环境健康鉴定方法和程序
吕忠梅还认为，当前我国环境健康事件的处理缺乏技术保障。在环境污染和健康损害等因果关系的判定中，通常能看到到十几份鉴定书，而且不同单位给出了不同的结论。这是由于每一部门采用的鉴定方法、程序等都不一样，因此结论也不一样，增加了司法判案的难度，也使得证据等没有了权威性。
“是否可以出台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指南？我们现在用的风险评估方法实际上都是对环境的风险评估，并没有体现出其中的健康风险到底有多大？该怎么评估？这是缺乏技术规范的。”环保部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李萱说，当研究比较为成熟时，能出台某一个行业或仅针对某一类企业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指南，并将之纳入现行政策实施的范围。还可出台环境健康风险清单，并纳入环境应急、风险管理体系中来。
专家提示
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周领导小组执行秘书长刘俊杰：
有报告显示，全球所有疾病中，30%由环境因素引起，这些环境因素引起的疾病40%发生在5岁以下孩子身上；有统计表明，大部分疾病与水有关，全世界18亿人饮用被污染的水，每年有460万儿童死与腹泻。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3月发布的估计数字，2012年空气污染造成700万人死亡，确认空气污染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减少空气污染可挽救数百万生命。
中国环境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赵秀阁：
我国正面临传统型现代型环境健康问题双重压力。在对污染源相关暴露特征做进一步分析发现，约5.9亿居民仍然使用固体燃料做饭，约有1.1亿居民居住在所调查的7大类高风险企业周边，有1.4亿居民居住在交通主干道50米范围内。
从污染暴露调查分析看，我国采取暴露防护行为人数还是比较低的。如只有13.2%居民外出有戴口罩的习惯。在感觉空气质量不好时，戴口罩人数仅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