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造：跨国药企的新转变
作者: 黄海昀
来源: 新快报
7月2日，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Nisen博士亲自来到中国上海，宣布在华设立全程研发中心。与此前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只负责药物研究的一部分不同，GSK中国研发中心将承担从新药开发、临床研究到产品注册整个医学领域的研发工作。
无独有偶，7月15日，罗氏制药也向记者透露，其年内将在中国设立全球药品开发中心，届时罗氏将成为在华完成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环节等整体价值链布局，以加快新药在华的上市时间。
从2002年诺和诺德率先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来，近几年，跨国制药企业掀起一浪又浪的中国研发热潮。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诺和诺德、罗氏、阿斯利康、礼来、诺华、辉瑞等制药巨头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过，此前跨国药企的中国研发中心仅仅是其全球总部研发的一部分，如：辉瑞中国研发中心主要针对全球一至四期的临床试验的研究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和研究报告的准备工作；礼来实验室大楼的研究方向为早期化合物的合成；罗氏中国研发中心主要致力于药物化学领域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的研究。诺华研发中心则专注于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癌症的研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最近GSK、罗氏宣布在华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研发中心，意味着跨国药企在华研发正在向核心进发，向纵深发展。在跨国公司的版图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战略地。
本土人才崛起
令人关注的是，此次GSK出人意料地启用中国本土人才作为全程研发中心负责人。GSK宣布，目前已任命上海的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所长和教授臧敬五博士为GSK高级副总裁，全权负责中国研发中心工作，该任命于2007年6月生效。据悉，臧敬五博士是神经学专家，免疫和神经退行性病变领域的科学家，即将领导GSK中国研发中心开展研究及新药开发和人员招聘工作。并将直接向GSK全球研发主席Moncef Slaoui博士负责。
而罗氏制药也同样，其将在年底设立的中国药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也是一名中国人，其工作也直接对总部负责。据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向本报记者介绍，原瑞华博士此前曾在美国FDA工作过，后被罗氏挖到总部工作，成立中国开发中心后任命为中心负责人。
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 Nisen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言，“在中国设研发中心，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平台靠近中国人才库和中国研发成果”。
原瑞华对记者表示，罗氏开发中心将让更多的中国研究机构、学者、临床医生更早、更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创新药物的开发过程。
事实上，跨国制药在中国人才的争夺战早已打响。各个公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与在高校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招募中国本土优秀人才。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大企业的中国研发中心的中国本土人才达到八成以上。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说，其研发中心共有40多人，本土人才达90％以上；礼来方面则表示，目前已有200多名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参与研发，另外，仅在2006年礼来中国的人员就扩张了50％左右。在罗氏研发中心中国本土人员有80个，占93％。
据悉，去年成立的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也是中国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而ICC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本土人才。张小林说：“本土招募的人才的最大优势是他们知道如何在中国运作。”
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分析，目前跨国药企吸引了不少优秀的海归人才，之所以选择回国在跨国药企工作，一方面，在国内有根，生活能和亲人团聚，另一方面，在工作上，除了收入相对较高之外，跨国制药研发资金更充足，能够提供更好的研发环境。
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则认为，吸引人才最主要的是项目的吸引力。“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的课题才是最吸引人的”。“目前本土人才的水平很高，已经与国际接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家在中国的实验室工作出的成果发表在国外最高水平杂志上面的文章数这几年增加得非常快。不说20年前，即使在10年前都是大家很难想象的。”王保平说。
从“中国制造”再走一步
“医药研发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是：第一，站到科学的最前沿；第二，要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Nisen博士说，“每年有3万人回到中国，中国有许多顶级成果，另外，还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些都是吸引GSK的理由”。
一个完整的医药产业价值链应该包括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这四大环节。一个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15－20年的时间，平均投资高达10亿美元。药品开发是把经过实验室筛选的分子转变成药物的最关键一环，它通过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鉴定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是驱动药物价值链的引擎。
目前跨国药企的创新药在中国的上市时间普遍比欧美市场滞后4－5年，“罗氏近年来开发了许多创新靶向、高效的药物。一方面，设立中国药品开发中心将有助于罗氏创新药物在中国的尽早上市；另一方面，通过在中国设立药品开发中心，科学家有望能研究开发出更适合中国人种和疾病特征的创新药物。”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表示。
诺华公司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的一个综合性的生物医学研发中心于2007年5月启用。“新的研发中心开展的活动远不止于早期的临床试验，我们将利用安全性研究、生物标志物检测、生物分析和基因表达谱等多种手段，以及转化医学的原理拓展药物发现。我们的目标是用诊断工具充实有效安全药物的开发，以支持当地和全球的研发活动”。诺华制药全球探索开发部总裁Jean Jacques Garaud博士说。
诺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博士还表示，将进一步扩展诺华公司在中国已有的强大的研发合作网络。
国内医药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分析指出，全球性缩减医疗开支的相关政策与专利药近年专利保护期的大规模到期等原因让国际药企巨头不得不加大新药研发并展开错位竞争，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不仅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科研人才、某些领域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丰富独特的疾病资源等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它们的研发费用。
借力“外包”
新药研发越来越困难，研发成本大幅上升，跨国药企纷纷一方面将研发东移，在中国相继设立研发中心。另一方面，实施战略性外包业务也是降低成本的另一方式。这样能分散研发的风险，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加快上市步伐。中国相关人才的密集、成本低廉，已使其成为外企首选地之一。
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瑞尔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制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对于单个药物的研发成本达11亿美元的制药公司来说，如何控制研发费用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产品开发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他表示，3年内公司将把单个药品研发成本降低3亿美元。“外包型研发中心将是我们降低成本的首要途径。”
“如果礼来不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那么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到2010年会增加至20亿美元，这是难以接受的。”陶瑞尔坦言。
陶瑞尔将在中国开拓外包型研发活动，称之为双赢策略，“对中国而言，参与跨国的制药研发活动将会帮助中国的科研人员学习更多的国际研发实践经验，会帮助中国拥有更多的人才，加快中国参与全球研发的脚步”。
陶瑞尔认为，“中国是礼来外包型研发中心的首选地之一。现在礼来在中国已经建立了3个外包式研发中心，中国承担了礼来全球20％的化学分析业务和早期临床研究任务。”他说：“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在生物技术和临床方面外包的业务。”
此外，据悉，阿斯利康未来两年将投资1400万美元，携手上海本土企业药明康德，进行有关化合物合成方面的项目合作。该项目也是阿斯利康未来3年在中国1亿美元药物研发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制药业研发外包比例达到24.7％，总金额达到163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360亿美元的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16.3％。随着跨国制药公司将中国CRO纳入其外包范围，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药品研发体系。
业内认为，CRO的兴起，将对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CRO凭借为全球领先药企的外包服务，积蓄起自身新药研发的经验，为将来建立自身原创药物研发打下基础。
中国本土研发瓶颈
相对于跨国制药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研发潮，我国的本土研发能力则显得相当薄弱。据一项研究报告，我国97.4％以上的西药都是仿制的，生物制药中至少90％是由外国申请了专利的。
我国的新药研发最大“瓶颈”在于资金不足。国外一般每年对新药研发的投资额是药物年销售额的15％左右，而我国的制药厂投入的研发经费最多的也仅仅是年销售额的2％－3％，有些制药厂因为财力和物力有限，对于投资新药研发心有余力不足，甚至是有心无力。
据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研制成功1种新的化学合成药，平均需耗资10亿美元；我国研制1个一类新药的费用约300万-500万元人民币，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制则还要多些。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能拿出200万元以上进行新药研究和开发的制药企业少得可怜。
我国制药企业大多数规模小，没有形成集团优势，经济实力明显不足。中外制药企业的实力悬殊。导致了双方在新药研发投入上的巨大差距。
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则指出，药物研发在中国尚处于早期阶段。目前中国相当缺乏有经验的人才，短期内，培训以及在职学习是培养本土人才最实际的方法；从长远看，我们必须改善教育体制以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很扎实的，但在独立的科学研究方面的训练和国外的领先实验室还有一些差距”。
他举例，在美国，小朋友很早就被引入到科学研究中。一年级的学生已开始学习如何测量室外温度，以及种子多久才会发芽。相比之下，在国内，科学训练相对比较迟，很多时候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
事实上，目前跨国药企招募的中国人才，有相当比例是海归派。
来源: 新快报
7月2日，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Nisen博士亲自来到中国上海，宣布在华设立全程研发中心。与此前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只负责药物研究的一部分不同，GSK中国研发中心将承担从新药开发、临床研究到产品注册整个医学领域的研发工作。
无独有偶，7月15日，罗氏制药也向记者透露，其年内将在中国设立全球药品开发中心，届时罗氏将成为在华完成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环节等整体价值链布局，以加快新药在华的上市时间。
从2002年诺和诺德率先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来，近几年，跨国制药企业掀起一浪又浪的中国研发热潮。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诺和诺德、罗氏、阿斯利康、礼来、诺华、辉瑞等制药巨头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过，此前跨国药企的中国研发中心仅仅是其全球总部研发的一部分，如：辉瑞中国研发中心主要针对全球一至四期的临床试验的研究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和研究报告的准备工作；礼来实验室大楼的研究方向为早期化合物的合成；罗氏中国研发中心主要致力于药物化学领域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的研究。诺华研发中心则专注于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癌症的研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最近GSK、罗氏宣布在华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研发中心，意味着跨国药企在华研发正在向核心进发，向纵深发展。在跨国公司的版图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战略地。
本土人才崛起
令人关注的是，此次GSK出人意料地启用中国本土人才作为全程研发中心负责人。GSK宣布，目前已任命上海的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所长和教授臧敬五博士为GSK高级副总裁，全权负责中国研发中心工作，该任命于2007年6月生效。据悉，臧敬五博士是神经学专家，免疫和神经退行性病变领域的科学家，即将领导GSK中国研发中心开展研究及新药开发和人员招聘工作。并将直接向GSK全球研发主席Moncef Slaoui博士负责。
而罗氏制药也同样，其将在年底设立的中国药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也是一名中国人，其工作也直接对总部负责。据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向本报记者介绍，原瑞华博士此前曾在美国FDA工作过，后被罗氏挖到总部工作，成立中国开发中心后任命为中心负责人。
GSK全球副总裁Dr.Perry Nisen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言，“在中国设研发中心，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平台靠近中国人才库和中国研发成果”。
原瑞华对记者表示，罗氏开发中心将让更多的中国研究机构、学者、临床医生更早、更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创新药物的开发过程。
事实上，跨国制药在中国人才的争夺战早已打响。各个公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与在高校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招募中国本土优秀人才。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大企业的中国研发中心的中国本土人才达到八成以上。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说，其研发中心共有40多人，本土人才达90％以上；礼来方面则表示，目前已有200多名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参与研发，另外，仅在2006年礼来中国的人员就扩张了50％左右。在罗氏研发中心中国本土人员有80个，占93％。
据悉，去年成立的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也是中国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而ICC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本土人才。张小林说：“本土招募的人才的最大优势是他们知道如何在中国运作。”
上海罗氏副总裁王新光分析，目前跨国药企吸引了不少优秀的海归人才，之所以选择回国在跨国药企工作，一方面，在国内有根，生活能和亲人团聚，另一方面，在工作上，除了收入相对较高之外，跨国制药研发资金更充足，能够提供更好的研发环境。
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博士则认为，吸引人才最主要的是项目的吸引力。“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的课题才是最吸引人的”。“目前本土人才的水平很高，已经与国际接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家在中国的实验室工作出的成果发表在国外最高水平杂志上面的文章数这几年增加得非常快。不说20年前，即使在10年前都是大家很难想象的。”王保平说。
从“中国制造”再走一步
“医药研发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是：第一，站到科学的最前沿；第二，要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Nisen博士说，“每年有3万人回到中国，中国有许多顶级成果，另外，还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些都是吸引GSK的理由”。
一个完整的医药产业价值链应该包括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这四大环节。一个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15－20年的时间，平均投资高达10亿美元。药品开发是把经过实验室筛选的分子转变成药物的最关键一环，它通过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鉴定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是驱动药物价值链的引擎。
目前跨国药企的创新药在中国的上市时间普遍比欧美市场滞后4－5年，“罗氏近年来开发了许多创新靶向、高效的药物。一方面，设立中国药品开发中心将有助于罗氏创新药物在中国的尽早上市；另一方面，通过在中国设立药品开发中心，科学家有望能研究开发出更适合中国人种和疾病特征的创新药物。”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负责人原瑞华博士表示。
诺华公司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的一个综合性的生物医学研发中心于2007年5月启用。“新的研发中心开展的活动远不止于早期的临床试验，我们将利用安全性研究、生物标志物检测、生物分析和基因表达谱等多种手段，以及转化医学的原理拓展药物发现。我们的目标是用诊断工具充实有效安全药物的开发，以支持当地和全球的研发活动”。诺华制药全球探索开发部总裁Jean Jacques Garaud博士说。
诺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博士还表示，将进一步扩展诺华公司在中国已有的强大的研发合作网络。
国内医药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分析指出，全球性缩减医疗开支的相关政策与专利药近年专利保护期的大规模到期等原因让国际药企巨头不得不加大新药研发并展开错位竞争，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不仅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科研人才、某些领域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丰富独特的疾病资源等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它们的研发费用。
借力“外包”
新药研发越来越困难，研发成本大幅上升，跨国药企纷纷一方面将研发东移，在中国相继设立研发中心。另一方面，实施战略性外包业务也是降低成本的另一方式。这样能分散研发的风险，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加快上市步伐。中国相关人才的密集、成本低廉，已使其成为外企首选地之一。
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瑞尔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制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对于单个药物的研发成本达11亿美元的制药公司来说，如何控制研发费用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产品开发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他表示，3年内公司将把单个药品研发成本降低3亿美元。“外包型研发中心将是我们降低成本的首要途径。”
“如果礼来不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那么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到2010年会增加至20亿美元，这是难以接受的。”陶瑞尔坦言。
陶瑞尔将在中国开拓外包型研发活动，称之为双赢策略，“对中国而言，参与跨国的制药研发活动将会帮助中国的科研人员学习更多的国际研发实践经验，会帮助中国拥有更多的人才，加快中国参与全球研发的脚步”。
陶瑞尔认为，“中国是礼来外包型研发中心的首选地之一。现在礼来在中国已经建立了3个外包式研发中心，中国承担了礼来全球20％的化学分析业务和早期临床研究任务。”他说：“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在生物技术和临床方面外包的业务。”
此外，据悉，阿斯利康未来两年将投资1400万美元，携手上海本土企业药明康德，进行有关化合物合成方面的项目合作。该项目也是阿斯利康未来3年在中国1亿美元药物研发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制药业研发外包比例达到24.7％，总金额达到163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360亿美元的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16.3％。随着跨国制药公司将中国CRO纳入其外包范围，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药品研发体系。
业内认为，CRO的兴起，将对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CRO凭借为全球领先药企的外包服务，积蓄起自身新药研发的经验，为将来建立自身原创药物研发打下基础。
中国本土研发瓶颈
相对于跨国制药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研发潮，我国的本土研发能力则显得相当薄弱。据一项研究报告，我国97.4％以上的西药都是仿制的，生物制药中至少90％是由外国申请了专利的。
我国的新药研发最大“瓶颈”在于资金不足。国外一般每年对新药研发的投资额是药物年销售额的15％左右，而我国的制药厂投入的研发经费最多的也仅仅是年销售额的2％－3％，有些制药厂因为财力和物力有限，对于投资新药研发心有余力不足，甚至是有心无力。
据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研制成功1种新的化学合成药，平均需耗资10亿美元；我国研制1个一类新药的费用约300万-500万元人民币，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制则还要多些。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能拿出200万元以上进行新药研究和开发的制药企业少得可怜。
我国制药企业大多数规模小，没有形成集团优势，经济实力明显不足。中外制药企业的实力悬殊。导致了双方在新药研发投入上的巨大差距。
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ICC）总负责人张小林博士则指出，药物研发在中国尚处于早期阶段。目前中国相当缺乏有经验的人才，短期内，培训以及在职学习是培养本土人才最实际的方法；从长远看，我们必须改善教育体制以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很扎实的，但在独立的科学研究方面的训练和国外的领先实验室还有一些差距”。
他举例，在美国，小朋友很早就被引入到科学研究中。一年级的学生已开始学习如何测量室外温度，以及种子多久才会发芽。相比之下，在国内，科学训练相对比较迟，很多时候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
事实上，目前跨国药企招募的中国人才，有相当比例是海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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