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独立与自由

　　三联书店新版《陈寅恪集》到家了，精装14册，当然比几年前的平装好。前些时候听人说那书的版子要毁了，我觉得好奇怪——始皇帝的兵马俑都挖出来几十年了，怎么他的精神还没死呢?

　　坦白说，我对陈先生的一些专题并不感兴趣(如突厥史、蒙古史、梵文等)，全集肯定不会全看，买这一套书是一种纪念。先生去世40年了(1969年10月7日)，他的不朽正和立在清华园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样，先生在铭文中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先生一生的主张。1953年冬，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别写信请他入京，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先生同弟子汪篯(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隋唐史专家，1966年6月10日自杀)长谈，口述一篇文章，作为“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挥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虽然像先生那么有名头的人那时很多，像先生那么独立的，却没有第二个;在先生之前，倡导学术独立自由的人很多，而在他之后，还有谁呢?

　　先生纪念的王国维，在1904年的《教育偶感》中就把自由与生命、财产和荣誉并列：“人有生命，有财产，有名誉，有自由，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王先生还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学术，就是因为做学术的人，从孔夫子开始，都想着做政治家。“斯可异己也”。

　　熊十力疾呼，“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于广天博地之间。”

　　陈独秀还专门写过一篇《学术独立》，指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

　　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结果“下笔不能自休”，写得比正文还长，“不得已宣告独立”，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本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写到晚清时，任公痛心疾首：“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

　　“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于今更是发扬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