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不能盲目跨学科

　　“跨学科”研究本身有其限度

　　首先，借用康德式的提问方式，我们可以问“跨学科研究 如何可能？”康德曾提出了“普遍、必然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他之所以提出这样 的问题，是试图对达到以上知识（普遍、必然之知识）的条件作出具体的分析。康德的这种分析有其历史背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仅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学）已 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而且出现了牛顿力学，对康德而言，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学）以及牛顿力学便是普遍、必然之知识的经典形态。既然普遍必然的知识已经 存在，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分析这种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形成的）。康德的《纯粹理想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基于已有的、成熟的知识形态，对这种 知识的形成条件作具体的考察。从人文领域跨学科的角度看，现在是否已经出现类似康德所理解的数学、力学这样成熟的知识形态？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无为历史所确 认的研究范本？对这些问题，现在显然还很难作肯定的回答。跨学科的知识形态要达到类似康德所分析的普遍必然性或比较成熟的形态，可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 种背景，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规定了“跨学科”研究本身的限度。我们无法以独断的方式，将“跨学科”作为一种现成的“普遍有效”模式，简单地推行或强加于一切 研究领域。这里更合理的选择，是从具体的问题情景出发，探索学科之间联系或沟通的各种可能方式。

　　同一学科中不同二级学科如何超越与融合

　　在实质的层面上，跨学科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二级学科之间 的沟通。现在，高校的学科分化方式通常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分。除了文、史、哲 这样的一级学科区分外，常常面临的问题是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中的界限问题。从哲学领域看，作为一级学科，它包含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 学、逻辑学等；就历史学来说，则有中国史、世界史，而中国史又含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包含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等等。对世界的深入把握、 对相关领域的具体理解，无疑需要这些学科之间的贯通。以哲学而言，若局限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划分，而不去思考作为整体的哲学本身的意义，则哲学所具有 的“智慧”的含义就无从体现，因为哲学的内在本性恰恰在于超越知识的界限，把握作为整体的世界。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守着某个二级学科分支 而不及其余的现象，做中国近代史的，往往对中国古代史所知甚少；研究中国史的，对世界史每每很少关心；研究中国哲学的，对西方哲学常常缺乏深入的理解。一 些论者热衷于谈所谓“跨学科”，但对本学科中相关的分支却未能形成必要的知识背景，其情形如同尚未学会稳步地走路，就试图参加田径赛跑。事实上，在学科的 研究中，首先需要打破的是上述壁垒森严的二级学科界限。对于学科间的沟通，首先应注意的，也是同一学科中不同二级学科如何超越、如何融合的问题。我们不能 仅仅局限于一个狭义的二级学科分支上，这正是谈“跨学科”所需注意的。

　　跨学科不同于无学科

　　从另一方面看，“跨学科”本身应当以一定的学科为依托 和基础。从学术研究的现实形态来说，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是人文研究者的学科素养 往往并不深厚。从事历史研究的，对本学科的理论、历史本身常常缺乏扎实的基础；从事哲学研究的，对哲学的理论、历史也每每缺乏深入的理解，这种情形既常常 显现于各种已出版、发表的论著中，也可以从各种层次的学位论文（包括博士学位论文）中看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不能以跨学科来掩盖学科训练的薄 弱。跨学科不同于无学科，如上所述，从古至今，在人文领域，实质意义上各种学科已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些学科中也已形成了十分深厚的学科积累，并构 成了从事各种形式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这是今天谈跨学科的一个基本前提。学科的沟通必须以良好、扎实的学科训练为前提，完全脱离一定的学科背景、没有深厚的 学科基础，至多只能形成浮光掠影式的表面文章，它们也许可以哗众取宠，但却没有实质层面的积累意义和建设意义。总之，没有学科依托和根基的“跨学科”是没 有学术生命力的，应当避免“凡分皆坏”、“凡合皆好”的简单化思维趋向，从人文领域来看，学科之“合”（“跨”）不能以否定、消解不同学科为前提，相反， 它应当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上。

　　跨学科研究需要转换和扩展学科视域

　　以上所论，较多地涉及辨析、澄明，其中的看法往往具有 限定的意义。从正面或肯定的意义看，作为一种研究方式，跨学科研究本身首先涉及的 是视域的扩展及转换问题。每一种学科都有特定的、相对稳定的视域，从事某个学科研究的学者也往往会形成与自身学科相关的视野。在人文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如 果能不断开阔研究视野，既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又能旁及其它，就能更深入地推进对相关对象的理解，发现和揭示那些仅仅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出发所无法发现的东 西。同时，通过学科视域的转换和扩展，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以哲学研究而言，单纯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视域出发，研究的理论资源、角度便受到内在 的局限，如果能够将视域扩展到西方哲学、哲学原理，则分析与理解对象也就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更多样的智慧角度。同样，在历史研究中如果能同时参之以社 会学、政治学等视域，则对相关对象也常常可以形成新的看法。

　　跨学科意味着不断扩展知识背景

　　跨学科研究所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知识背景。每一 学科往往有其自身的知识系统，这种系统构成了理解对象、把握对象的背景。与这一事 实相联系，跨学科意味着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背景，避免仅仅停留于自身的单一研究背景之中，知识背景的这种扩展对于深化人文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 者将对象放在一个更广的系统中加以考察，并对相关问题获得融会贯通的理解。从解释学的角度看，知识背景同时又构成了研究问题的所谓“前见”，宽广的知识背 景，总是为更深刻、真切地把握所研究的对象提供了出发点，并引导研究者更内在地切入问题。历史地看，庄子提出“坐忘”，现象学强调“悬置判断”、“加括 号”，都包含着消除或限制已有知识经验对人的影响之意，他们固然看到了既成知识系统对人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但却忽视了知识背景的限定可以通过知识系统本 身的扩展而不断超越，而学科之间的联系，显然从一个方面为这种扩展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