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的致命罩门

        国内外都有资料表明，在多数自然科学领域，25岁——45岁是科学家实现创造性突破的黄金时期，一个人基础研究创造的最佳年龄大约是在30多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包括很多诺贝尔奖在内的重大基础科研成果多是科学家在年轻时做出来的。与欧美科研强国相比，中国科研为什么缺乏原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国内多数青年学者大面积地面临着科研经费极度缺乏的困境。这一困境造成的后果是让很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无经费从事自己喜欢、擅长的研究，白白浪费了科研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期，而此时的他（她）们本应该成为创造重要科研成果的主力军。尽管我国科研队伍的平均水平有待提高，但其中高水平学者的绝对数量仍然不可小觑。事实上，国内很多青年学者并不是没有能力从事高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而是因为科研经费的短缺极大地限制了他（她）们去做创造性的工作。对于基础研究而言，科研黄金期得不到应有的经费资助是当前中国科研的一个致命罩门！

       在欧美国家，通常不存在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普遍面临科研经费极度短缺的问题，因为他们申请课题几乎完全是依靠学术能力，课题申报成功与否同职称高低、资历深浅的联系并不明显。助理教授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去竞争绝大多数项目经费，而且助理教授、副教授PK掉正教授而获得课题经费也是科研常态。在这些国家，不存在科研能力优秀的年青人大面积地陷入无米下炊的窘境。但是，我国的情况却刚好相反。由于科研经费过分集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年青人有机会在名老板的庇护下有经费做事，而更多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则被大面积排除在课题之外，只能在艰难的环境中苦苦挣扎。在中国，多数科研工作者在年青时多苦于没有科研经费，等到媳妇熬成婆，成名后可以大把拿经费了，人又过了科研创造的巅峰期，在经费充裕后除了产出数量大幅增加外，在质量上再难做出明显超越成名前的代表性成就。这种经费与最佳创造年龄错位的恶性循环构成了中国科研的致命罩门，也是导致made-in-China世界级重大科研成果极度缺乏的重要原因。

       中国急切地盼望能批量产出世界级的重大研究成果，以便能一举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科研强国。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增，当前的中国比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渴望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突破。但是，现有经费过于集中的总体资助格局无疑是将多数处于创造高峰期的年青人大面积排除在外。不从经费上加以支持，只是寄希望于这些年青人玩无米之炊，这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既然多数重要科研成果是在年轻时候做出来的，就应该加大对更多年青人的资助力度，应该大面积保证年青学者有课题可做，必须在年青人中维持住更大规模的研究群体。当然，不是说国家必须要保障每个年青人都有课题，但至少要保障较大数量的年青人能得到足够力度的经费资助。在中国，年龄越大越值钱，目前我国的课题资助格局是以功成名就的名人为主，除了少数机缘较好的年青人之外，绝大多数青年学者因为资历、职称、血统等限制因素只能捡点残羹剩汁，很多人甚至连捡残羹剩汁的机会都没有。具体到个案，不能保证青年学者一定强于已过创造高峰期的成年学者，但是，不在科研黄金期内的年龄越大，所获资助却越多、越容易，这种总体资助格局肯定存在问题，至少对基础研究而言是如此。

       如果不破解这一罩门，不让更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成为基础研究课题的重要资助对象，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大量产出世界级重大成果永远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改变我国科研缺乏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局面，必须要保障更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有课题经费做自己擅长的研究。如果不能大面积保障青年学者有课题可做，别说30年，就是50年之后中国也照样与诺贝尔奖无缘。

        要破解这一罩门，需要从制度上做文章，需要从经费上保障较大数量的青年学者能在科研第一线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机会保证重要科研成果的批量产出。由于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彻底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是有难度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就完全认可这一悖论的持续存在。当然，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单是经费资助这一个问题，而且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能彻底改观。但是，我们至少不能去回避这一问题，而是应该在经费资助格局上有所行动。比如，国家职能部门可以尝试制订一些保障性政策，要求国家每类课题强制性地规定副高、中级职称或一定年龄段内的青年学者必须维持一定的数量和比例；在课题答辩时也可以试着考虑答辩专家组必须有副高、甚至优秀中级成员等，以便尽快与国外更合理的科研运行机制接轨，从制度和舆论上扭转我国课题资助主要依赖于职称和资历的情况，尽可能地从多种途径提升优秀青年学者在第一线科研中的参与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