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围观这些虚虚实实的八卦

　　不要以为八卦就一定是明星们的蜚短流长，真正有厚度的八卦在喧嚣的狂欢后留下的不是一地鸡毛，而是折射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态，它们的“社会属性”要远远高于“娱乐属性”。

　　李辉质疑文怀沙

　　2月18日，《北京晚报》文娱版以整版篇幅刊发学者李辉对文怀沙老人质疑的文章，长期从事文化老人研究的李辉对文怀沙的年龄、入狱原因及时间、学术水平提出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是年初文化界最大的八卦，传播过程中的“花絮”被无限放大，参与者的价值判断多于事实提供。文怀沙曾说，“那是个混乱的年代，很多具体情况跟后人说不清楚。”但求知欲和传播欲是人类的本能，民间对文怀沙造假的讨论也越走越远。同文怀沙所说的“混乱年代”相比，当下每个人都有追问的权利，网络上无数不假辞色的片言只语所汇聚成的民意，对日益腐恶的士林风气表达着愤怒，对越发没样的文化精英们提出了警告，这是“李辉质疑文怀沙”所衍生出来的极限意义。只是在狂欢的质疑声中，不知道民众有没有将“对具体人和事的关注升格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

　　余秋雨穿越“N重门”

　　这一年，余秋雨依然被持久地锁定在公众瞩目的舞台上。6月份被曝出“诈捐门”，10月份被曝出“股权门”，12月初余秋雨为南京钟山风景区题写的碑文被网民评为“最令人作恶的一景”，紧接着又被网民恶搞为“华语世界文盲之首”。

　　2009年度余秋雨并没有“含泪劝告”般的“高调”，但他依然是一个被人调侃的“标签”人物。无论余秋雨掀起的“那扇门”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属性或公共价值，都不影响民众将其看作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余秋雨似乎已经被大众包装成了文化界的“八卦教父”，网民围攻余秋雨成为一种惯性的“时尚”，我们挥舞着道德砍刀体味着戏弄名人的别样乐趣，鲜有人去体味余秋雨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制度设计缺陷。嘲讽了“诈捐”，慈善捐赠机制并未有所改善;骂爽了“入股事件”，与资本运作体制相关的环节依然没有透明公正起来。余秋雨不是任志强，炮声隆隆下显然不能“我自岿然不动”。在距离2010年还有10多天的时候，余秋雨相继关闭了所有博客。没有足够的抗压能力，“低调”或许才是最好的出路。

　　“公民韩寒”释放中国青春公民的能量

　　韩寒当选了《亚洲周刊》09年年度人物。作为“80后”一代，韩寒和郭敬明们有着相似的出发点，但他逐步突破文坛的框架开始步入新的台阶。这一年，韩寒是以博客为载体，对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他关注、跟进公共维权事件，在上海“钓鱼”事件、杭州“七十码”、强拆事件中，言论清醒有力，产生巨大舆论影响力。如今的韩寒不仅赢得了其同时代的80后、90后的拥戴和欢呼，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梁文道、艾未未等上一代人的盛赞。

　　更难能可贵的是，韩寒说他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而“习惯于立场表态不习惯说真话”无疑还是残留在很多国人性格中劣根性。在“被”字走红的2009年，韩寒正展示着中国青春公民的能量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希望。

　　谁来致歉被伤害的阎德利

　　2009年10月12日，互联网上惊现一名自称为闫德利的河北女子在博客中自称遭到继父强奸后，为求生进入酒吧从事卖淫工作，在检查出已患艾滋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卖淫试图报复社会，同时公布了279名性接触者的手机号码。媒体根据这一单方面信息迫不及待展开长篇报道，最后的真相却将媒体置于了无比尴尬之地——原来这一切都是阎德利前男友杨某为“搞臭”阎德利而撒下的一个恶劣谎言。

　　“闫德利事件”中，网民嗜血般的偷窥欲得到了释放和满足，却鲜有人凭着理性和逻辑的常识去判断真伪，更没有人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去予以制止。推波助澜的媒体在那个时间段里也忘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职业伦理。信息爆炸时代，阎德利事件很快淡出了媒体视线，但没人关心当事人的生活是否恢复平静了。“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事后没有人，也没有媒体郑重地向这个普通的姑娘说声“对不起”。新闻伦理的担当、互联网传播的规范何时才能真正成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媒体时代到底该如何建设，我们是不是都需要深刻反思?

　　天王瞒婚事，大众戏名人

　　2009年，没有谁的婚事能像刘天王的婚事一样被炒得天翻地覆。刘德华在舆论的逼问下终于承认已婚的事实后，他的商业价值指数有没有下跌，媒体并没有追踪。

　　刘天王的婚事风波多多少少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后，恐怕不会再有人相信“偶像的事业一定要以违背家庭伦常为代价”。其实这世界原本没有“偶像”，“偶像”不过是一件特殊商品罢了，头脑发达的看客们永远不会把偶像们的“职业形象”和“生活形象”合二为一。张斌比一般的粉丝们更清醒，所以在看待“伍兹绯闻”时他强调，丑闻是职业体育的一部分，观众应该把球员的职业和生活分开来看。对于大多数公众人物的评价，张斌的点评应该算是一个正确的准则，只不过“调戏”名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对明星八卦和隐私的好奇及肆意批评，满足了大众内心的平衡感参与感。庸常的生活贫乏枯燥，理性的教化恐怕永远难以杜绝大众对揭露名人隐私的新闻情有独钟。

　　易中天“毒舌门”的红与黑

　　谈什么不要谈“动机”。7月30日，易中天做客北京电视台《非常网络》节目，就因为主持人追问了几个“对余秋雨‘诈捐门’不依不饶是否为了保持名人热度”的动机论问题，易中天现场发飙，批评主持人的问题很愚蠢，并嘲讽应该开个主持人培训学校。

　　“倒易派”声势浩大，一些舆论批评易中天以愚蠢的方式对待愚蠢的问题， “别拿无礼当个性”的劝诫铮铮在耳。“挺易派”也毫不示弱，君子埋荡荡，一个人快意直言，不隐瞒自己的好恶，易中天表现出的 “狷介”和“胸无城府”原本就是一种值得褒扬的优点。易中天陷入“毒舌门”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国人传统文化性格中习惯“中庸”的面目。做人要敦厚温柔，言行要发乎情止于礼，这是实用的人生哲学。然而在当下这个崇尚独立尊重自由的时代，我们有必要拒绝个性和棱角吗?

　　继续掂量易中天“开个主持人培训学校”的建言。客观讲，中国有智慧的主持人着实不多，大洋彼岸的奥巴马要退休了，我们无限遗憾地感慨脱口秀的灯塔渐渐熄灭;央视主持人朱军下跪了，观众却见识了大陆主持人惯用的“装、煽、忽”这三大主持技巧的式微。

　　《建国大业》的新模式与贺岁档的“货币哲学”

　　不得不承认，《建国大业》开创了商业爱国主义的新模式。《建国大业》在坚守传统爱国主义电影的主旋律的同时，大大突破了传统技法，将爱国主义镶嵌在被商业美学包装过的个人主义英雄叙事中，轻松地调解着观众的愉悦情怀。再加上华丽的明星阵容和震撼的声光电效果，“主旋律+好莱坞技法”的模式开启了中国爱国主义电影的新纪元。

　　进步之外，世俗追问依旧纠缠不清：爱国影片该不该再赚老百姓的爱国钱?中影集团有没有拿出一部分票房收入回馈社会行爱国之实?事实上，在“收视率成为万恶之源”被部分电视人所抱怨时，现阶段的中国电影人几乎被“货币哲学”支配了，他们对高票房追逐的冲动表现出灵魂出窍般的顿悟，贺岁档似乎成了普通影片高票房的救命稻草，于是，这个年度的贺岁档出奇得长，各种成色的影片一股脑地挤进了贺岁档。“只见贺岁档，不见贺岁片”也算是今年电影界的一大奇迹。

　　潜伏着的信仰与蜗居着的现实

　　与中国电影在2009年产量翻番的状况大不相同，2009年全年生产电视剧359部，比去年减少了100多部，这是中国电视剧自2000年开始连年攀升之后首次出现减产。虽然减产，但好剧依然不少，上半年《潜伏》雄霸荧屏，下半年《蜗居》引领风骚。

　　《潜伏》本质上是一部披着谍战外衣的情感悲喜剧，虽然很多观众将余则成看成职场教练，领悟到着上司和下属周旋的战术。但该剧的精神核心并非“办公室政治”而有关“信仰”，《潜伏》中所有角色都为信仰而生，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们没有传记，只有传说……是什么让他们永不止息地投入到一种人生的追寻中且无怨无悔?除了信仰再无别的答案。《潜伏》的走红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衬出出观众的软肋，因为每个人的渴求里都是有信仰的，无论时空如何变换。

　　而《蜗居》的火是必然的，裹挟在该剧中的官场腐败、包二奶、地产官商勾结、钉子户、蚁族、白领房奴等每一个元素都是当下热门的社会现实，当它戳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纠结起社会情绪时，走红就挡也挡不住了。剥离了一层层围绕在《蜗居》外围的喧嚣，本质上它呈现的还是小人物幸福感的内在要求。如果再把《蜗居》的价值提升一些，它其实展示了2002年到2009年之间中国的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