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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
一度是中国社会风向标的中国文学如今已不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至少，不再能反映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即我们当今的社会是由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来推动和主导的。实际上，自诩为灵魂工程师的中国作家群对科学越来越隔膜，也正是中国文学近年来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最大的科盲群落
“在香港和台湾，许多搞文学的人都在学习生物学。”前来北京出席北师大
“科幻与后现代”研讨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建元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在以信息革命、数码革命和生命科学革命划界的后现代社会，科技与人形成了难分难解的关系，不懂科学，就不能达到对人性的深入理解。
但人们却难以看到中国内地形成了这种氛围。有人说，中国的文学界，正逐步取代法学界成为中国最大的科盲群落。
作家中英杰承认，中国存在“文化跛足”。他说，就目前作家这个群体而言，除了少数科技外来户，如夏衍、丁西林、叶楠、张弦、蒋子龙、程树臻、毕淑敏等外，“多数人的科学素养确实比较差。文学疏远甚至糟蹋科学。”
近年来，世界科技革命成果迭出，当一些最令人震惊、最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发现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时，我们那些最强调终极关怀的主流文学家们似乎都销声匿迹了。从载人航天到基因科学，从纳米技术到能源革命，从环境改造到大脑认识，从相对论到自组织现象，在这些深刻重塑人类面貌的领域，我们看到了文学家的缺席。
偶尔，也有少数人站出来，说一些让科学界感到啼笑皆非的话。一位知名作家是这么理解克隆的：“克隆技术……似乎比制造原子弹容易。”并以毒品作喻。又说，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就可以复制恶人，或者创造忠心的“品种”。中国科学报批评说，作家完全不懂科学ABC，作家为这项生物工程技术进展选择的类比对象，竟是毒品和原子武器，真让人悲哀!
总之，在这个科技主导的时代，中国主流作家们的知识面正越来越狭窄，关注面也越来越小。我们已经不再奢望能读到21世纪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北师大中文系副主任王泉根教授感叹，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几个盲区，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科学重视不够。他呼吁：“作为文学，既要张扬人文，又要张扬科学!”
“物”的缺席
文学是人学，这是多少年来大学中文系的教义，但专家也指出，文学在探讨
社会和心灵问题的同时，不应忽视对物质世界、对自然界和技术本身的关注。
如今，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些事件，往往不是来自人际关系领域，而是发生于自然界或者人类创造的“物理自然”。但这些在中国文学家的笔下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
比如沙尘暴，比如水土流失，比如陨星撞击的威胁，比如海平面升高，比如厄尔尼诺，等等，中国的主流作家似乎觉得这些都与人类生活无关。
而科学技术本身，也作为“物”融入了现代生活。王建元说，科技正在创造一个新的自然界，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你不再能以老眼光去看机器的存在，连“现代科技对人类影响很深远”这句话都要打上问号，因为，“科技就是我们自己!”
他认为，当你呼吸的每一个空气分子都有可能来自空调，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可能经过技术修饰，在这个时代，文学家怎么还能把“物”排斥到视野之外呢?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的文学家看来，仿佛都远在天边。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清宫秘史上面，结果搞得满世界都是纪晓岚与和坤。
倒是国外作家却对科技和自然命题有着广泛的兴趣。越来越多的流行小说，直接以此为主题。如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它很难分清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科幻小说，因为它反映了在当前如此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混沌主题以及非线性观念，而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后现代主题。鲍里克的《海变》，写了“生物武器无情地查封海洋那勃然流溢的绿色”。主流文学家也在作品中关注科技，或者引用科学道理来深化人文主题。如英国作家艾米斯，便有在小说中大量展示天文学、宇宙学知识的“嗜好”。早期的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反映的是全人类的核危机，也是技术时代的主题。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王逢振说，探索宇宙的奥秘已与了解人性的秘密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21世纪人类的宏大主题。人类正利用愈来愈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去窥破人类存在的本质。文学，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应该紧紧靠上去。
文学需要关注“后人类”
王建元认为，当代文学反映的人，已不再局限于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中的人。“在机械人和克隆人的时代，人类已经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成了与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所不同的东西。”他把这种人类称作“后人类”。
他认为，尤其是电脑出现后，后人类更成了突出的话题。人与机器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的紧密和复杂。人已经与机器和电脑融合在了一起。后人类的出现，是社会的现实，也是一种文化，而如何反映这种人类的生活状况，是文学的重要命题。
然而，中国文学界却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极其迟钝和幼稚。对于电脑，按照文学家们最流行的理解，主要就是“换笔”的工具。后来他们被邀请到网上做客，进聊天室，仿佛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中国作协会员、北师大副教授吴岩对中国网络文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静心而论，中国网络题材的主流文学作品几乎全部围绕着“恋爱”的主题展开，这远远没有反映出网络带给人类的严肃文化命题。
他指出，在国外，小说家对网络文明的探讨已十分丰富而深刻，涉及到了全球化和“仇外化”的关系，“生物性大众”，多元文化，文化同一性，种族、阶
级、性别的新界定以及个人身份的重新定义等主题。
为了促使中国作家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在王泉根、吴岩等人的倡议下，北师大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我国首次“科幻与后现代”研讨会。吴岩认为，在主流文学缺席的情况下，科幻，已成为了当下中国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种类之一。
主流作家们老了
不少人认为，之所以产生上述的尴尬局面，与科技在中国社会的整体“不在场”有关，但同样是因为中国文学长期沉湎于一种传统。
说白了，这也便是中国文学界那种追求宏大叙事，反映历史和时代风云，渲染政治和社会沉重话题的痼疾。同样，我们可以追问一句：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近代科技呢?因为，那时候中国社会是由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主宰的。
看看一线中国作家们在过去20年做的事情，便可知他们的确老了。他们从抚摸伤痕开始，很快陷入沉重的反思，又没完没了地寻根。他们津津乐道于“我爷爷、我奶奶”，讲述李自成、武则天、曾国藩和康熙皇帝，实在是生理和心理都接近衰老的表现。
而关注“当下”的作品呢?却过分地“现实化”和“政治化”了。评论家田本相指出：“回首百年，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但文学却时事化了。”他指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批低水准的写时事的小说面世，现在，很多已成为无人问津的废纸。
据统计，在历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反映古代或过去的题材，而现实主义题材的，也没有一部触及到对当代社会和人生带来深刻冲击的
“技术现实”。总之，中国的作家们，擅长的是写历史，写政治，写人生，希望如此铸就永垂不朽，去拿诺贝尔奖。但他们还不太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瞬息万变，
尤其是，科技革命和经济法则，正是这两样东西的日新月异，决定了主流文学命运的一夜间失落，并把作家们搞得身价日趋下跌。
让公众理解科学，得先让文学家们理解科学。但扫盲任务何其艰巨!因为，老人们常常拒绝接受新事物、新知识。这并不一定是年龄老。年不满40的韩愈曾有过一番自我描摹：“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这番话具有极大的
经典性。
王逢振说，关注科技，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学现象。深刻反映人类存在状况的科技主题可以超越对现实的简单摸拟，它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内含深厚的文化，它本身既是未来，也是历史。
这时候，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百年前的一句名言：“导中国人群以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