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夫:全世界都在琢磨低碳游戏规则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本报记者刘可摄

　　“低碳经济”悄然向我们走来，并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前天做客本报“两会”直播室时表示，低碳经济已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跻身这一竞争行列，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关键因素，政府主导和企业参与是实施的主要形式，对此，不同的行业和企业都应该有低碳眼光。

　　政府对节能减排控制力度在加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低碳经济”在两会成为最热的词。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似乎还有点陌生，您对“低碳经济”有怎样的解读呢?

　　黄杰夫(以下简称“黄”)：低碳，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我谈谈个人的理解，低碳实际上是个进程，原来是高碳，无论是造纸还是生产汽车，还是发电的，都是一个高碳的过程，现在要通过一些手段，把同样的生产过程、消费过程想办法变为低碳过程。算是一个进程，一个由高向低的流程。

　　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新增80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所以新建、改建、扩建燃煤机组必须同步建成并运行烟气脱硫设施。是否可理解为是落实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具体措施之一呢?

　　黄：我听到这组数字之后的第一印象，政府在节能减排的力度上，在“十一五”政府已经推出了一个单位GDP能效要提高20%，在这个基础上，力度越来越大，包括刚才提到国家碳强度的指标。这些对外是自主的，对内要有约束性的刚性指标出台，我觉得是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决心。经济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合中国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应采取有力的措施。但同时，也要重视，如何降低减碳成本。

　　在行政手段基础上市场化

　　记：您觉得广州、东莞、佛山等碳排量比较大的城市，如何以低碳经济引领自身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

　　黄：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包括东莞、佛山，要转结构。举一个杜邦的例子，他有很多的生产线，有很多的化工品，有着很严重的温室气体。他加入我们的交易所以后，有一个市场化的体系，他要达标，第一个四年要减4%，第二个四年要减6%。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想改变他的生产结构，改变他的催化剂。他也是通过这套体系，搞清自己的碳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基础上搞一系列的措施。

　　在政府行政手段的基础上采用市场化的机制，自愿进行碳披露、碳减排，这样的话，可能东莞的企业要比其他的企业有竞争力。对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碳关税，这些措施也会产生相当积极的效果，当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记：您对广东走发展低碳经济之路，有哪些建议呢?

　　黄：我跑了一些广东的城市，特别是对广州、江门、东莞、深圳、佛山进行了了解。广东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优势，第一是GDP大省，有很多的二氧化硫、碳，必须有这样的存量将来才考虑到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我去广州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情况，广州市包括周边的几个城市的出口量很大，出口量面临着一个碳关税的问题。

　　比如说，佛山是全中国最大的陶瓷制造业基地之一，其产品生产过程中也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他要知道碳是在什么地方排放的，要加入自愿的碳披露，把企业的排碳的家底理清楚。

　　再比如江门，江门有很多的绿色造林，这一块做得非常好。评比中国二线城市环境，现在江门排第一。将来中国出现碳市场，江门利用已经领先的位置，怎么把环境优势变成金融优势，在整个碳市场当中产生出我们独特的话语权。这里边，就有很多文章可做。

　　不同的行业、企业都要有低碳眼光

　　记：企业如何来减排，对于企业来讲有什么不同的战略和对策?

　　黄：不同的行业和企业都应该有低碳眼光。特别是在国家制定了45%的碳强度指标。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纸厂、水泥厂、钢铁厂，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一定是产生碳的。

　　碳是这么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企业的碳排放在什么地方，怎么进行升级，先把家底摸清。不管是通过交易的手段、碳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如果连家底都不清楚，任何措施都不会太有效。

　　摸清家底之后，看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中国基本上和世界的碳市场是同步的，大家都在琢磨这个事怎么做，都在琢磨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

　　记：我们的农业、林业没有产生二氧化碳，她们该如何进入碳市场?

　　黄：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有一万个农户在芝加哥进行碳指标交易，通过所谓的抵扣性碳指标来帮助提高农民收益。美国一个农场主一年的收入是5万美元，但是他每年卖碳指标，可以卖七八千美元。那我们中国呢?如果我们中国这样的市场机制形成了，就可使中国的农民进入到这个体系中，既帮助工业企业进行减排，同时也造福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