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以依格斯，凯维斯，药明康德为例看CRO发展

以依格斯 凯维斯 药明康德为例看CRO发展

（一）

1990年代时，谢燕彬还只是北京朝阳医院的一名普通大夫，马克·恩格（Mark Engle）在做着跟制药完全无关的法律顾问工作，高瞻是拜尔中国区总经理，而李革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他们随后都发现了全球制药业新药研发开始大量外包后出现的商业机会。谢燕彬1996年创立凯维斯；马克·恩格找到高瞻，新公司取名为依格斯；李革2001年回国后，在无锡成立药明康德。它们现在已成为中国新兴的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组织）领域的代表。

　　CRO无论是近期还是长远看来都充满希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发成本正逐渐变得让制药公司难以承受。1980年代，一种新药的全球平均研发成本只有2.3亿美元，如今已上升至12亿美元，礼来制药的研发专家则预测，到2010年，这一数字还将膨胀到20亿美元。如同在软件业发生的故事一样，寻找廉价的“实验室”正成为跨国公司的下一个目标。目前世界上35％的制药公司都实行外包，英国Antisoma公司预计，到2008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47％。

　　中国早已是全球制药业的“世界工厂”：它一年可生产3061亿片片剂、738亿粒胶囊剂、63亿包颗粒剂，如果把这些片剂一粒粒排列起来，可以在地球的赤道上形成一个宽约0.2米的环形带。2005年，中国原料药出口额达79亿美元，约占这一领域全球贸易总额的1/4，其中很大部分是为跨国公司进行外包生产（CMO）。但现在，中国希望成为年产值达163亿美元的CRO产业的有力竞争者。

　　CRO最早于1980年代出现在美国，20多年来，昆泰（Quintiles）、科文斯（Covance）与MDS Pharma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前三名，其中昆泰在全球占有15%的市场份额。支持这些公司蓬勃发展的正是制药企业对研发资金的巨额投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医药公司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达380多亿美元。

　　亚洲跻身这个舞台的首要原因是大量便宜的科研资源和人力成本，其中市场较发达和成熟的国家是日本，其次是新加坡和印度。日本最大的CRO公司EPS已于2001年在日本创业板上市，这是一个由中国留学生严浩创办的日本上市公司。

　　中国在这一领域刚刚零星起步。1998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药品管理法规，特别是2003年8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颁布直接激活了CRO市场的发展。

　　最初，依格斯和凯维斯主要依靠为跨国制药公司提供向中国市场引入新药时所必需的本土试验（local trial）业务生存下来。而现在，如药明康德已开始涉足更上游的研发环节，为制药公司提供初级的化合物合成服务。

　　低成本毫无疑问是中国优势之一：中国有大量相对廉价的医科毕业生；而众多急需免费药物的病人和种类繁多的疾病库则降低了临床实验的成本。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临床测试都面临志愿者人数不足的限制。事实上，研究对象的缺乏——而不是通常制药业抱怨的FDA设置的障碍——才是延缓新药上市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在中国，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大量的选手加入到了这个行业的角逐。在今年7月底举行的“中国医药发展峰会”上，北京医药集团和中关村生命科学院等22家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关村CRO联盟。上海早在2005年初就成立了上海生物医药外包服务基地和上海浦东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中心，有望在5年内形成一个年产值超过20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分支领域。目前，中国大大小小可以做CRO业务的公司在300家以上。

　　而早在中国选手意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之前，来自印度、美国的CRO就已在几年前介入，他们希望在中国本土的CRO发展起来之前，率先拓展版图。

　　但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外的CRO在中国成功赚到钱。全球著名市场研究顾问公司Frost & Sullivan（中国）医药总监蒋松告诉《环球企业家》，中国CRO市场规模现在不到10亿美元，虽然每年增长速度达到25%左右，几乎为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然而国际CRO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样顺利。

　　现实问题在于，诸如昆泰这样的公司的操作规则完全按照FDA标准，且只做新药临床试验，而不做仿制药临床试验。而中国现在主要的临床试验业务全是为了使仿制药能够尽快通过SFDA注册。这就导致了中国制药企业既没有需要，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能力来雇用昆泰这样的CRO为其提供服务。

　　美国最大的非上市CRO公司MPI Research一直在寻求中国的合作伙伴，他们主要为跨国制药公司从事临床前研究。其中国首席科学顾问史蒂夫·波特（Steve Porter）对《环球企业家》表示，他们对于SFDA的监管透明度非常担忧，而医药业的腐败则加深了这种担忧。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外国CRO公司来说，SFDA对这个行业的监管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看起来，大量的市场机遇留给了本土的CRO，或者准确地说，是留给了那些能够迅速达到GLP（良好实验室标准）和GCP（良好临床试验规范）的CRO们。随着中国被纳入全球临床试验体系，越来越多价值不菲的全球试验项目会陆续进入中国，坚守品质的CRO会赢得市场，无法提供大量数据库和临床试验流程管理的CRO会逐渐被淘汰；另一个挑战在于，尚处于临床前阶段的本土CRO如何逐渐从较低端的化合物合成业务，进入新药研发最核心的领域。

　　【多重挑战】

　　陈立实成了在今年7月底举行的中国医药峰会上的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他是富达国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Fidelity International Ventures）香港办公室合伙人之一。在发表完他的投资策略演讲之后，不断有制药企业负责人走上前来，有点羞涩但又跃跃欲试地向他发出寻找目标共同投资的邀约。

　　富达投资在中国选择了药明康德作为其投资对象。其选择标准是，公司团队中必须拥有卓越的领导力和这个行业的专业才能。接下来才是商业模式。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要素都敌不过领导力和专业的重要性。

　　符合这样条件的公司并不多，而做出投资决定的大型制药企业和风险投资商就更少。用陈立实的话说就是：“他们总是滔滔不绝地显示出他们对你的企业是多么感兴趣，不过他们真的也只是显示出兴趣而已。”和富达投资一样注意到中国新兴的CRO企业的投资价值的，还有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后者选择了依格斯。

　　中国CRO的投资价值被低估毫不奇怪，在这个目前市场规模只有5亿元人民币的“小市场”里，只有少数公司证明自己具备专业水准和全球化发展的潜力。大多数本土CRO公司缺乏专业性，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临床试验阶段，有的甚至只是起公关公司的作用，提供的临床试验资源有时并非真实和可靠的。甚至于，一些帮助制药企业做临床试验的公司，多数情况下只需要在SFDA指定临床试验的定点医院拥有一个非常好的人脉即可。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在中国做临床试验业务的CRO公司都只有二三十人的规模，基本上是作坊式经营。

　　药明康德如今已是亚洲最大的临床前新药研发外包商，但上述行业现状让陈立实认为，药明康德仍然要时刻应对来自能够提供更低廉报价的本土同行的竞争。凯维斯CEO谢燕彬回忆说，有段时间里，她不得不经常坐到一个个药厂老板的办公桌前，给他们算细账，试图说服后者相信，竞争对手如此低的竞标价格连一个勉强算是规范的临床试验都不太可能。

　　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这是个太新的行业，整个中国对此都没有太多经验。在监管层面，当新药做人体临床试验时，出于保护中国病人的利益考虑， SFDA对于CRO行业的监管十分小心和谨慎。此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则一直是制药公司担心的问题之一。

　　这使得中国的CRO企业必须努力向它们的客户证明，其能够在中国成功地提供专业和优质的服务，并且能够保护后者的知识产权。因为一旦临床试验中的数据泄露，那么基因药物的合成者就很容易在试验阶段就开始仿制新药。

　　在这一领域，印度同样表现出和软件外包一样的全球竞争力。据Frost & Sullivan统计，目前印度单临床试验外包市场规模就达到7500万美元。印度主要的CRO企业有Quintiles Spectral和Siro-Clinpharm等，成长迅速。大量的病患人群、设施良好的专业医院（多达70万张病床）、221所医科大学和大量使用英语的研究者是印度的王牌。印度CRO亦受益于其发达的软件业。良好的数据库管理和研发流程管理强化了前者的核心竞争力。

　　“在印度做临床试验既快又便宜。”总部在海德拉巴的亚洲临床试验公司（Asian Clinical Trials）董事Sudhakar Bangera说，在美国，单个药物的临床试验花费约1.5亿美元，而在印度只需要这个数字的 3/5（中国是1/3）。

　　除了成本优势以外，现在印度CRO行业已经开始走向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依靠品质和效率来吸引跨国制药公司的外包订单。印度拥有61家经美国FDA批准的制药厂，是除美国以外最多的国家。而且，印度目前已经从单纯的药物中间体廉价来源地转而成为高质量的API（有效药品成分）来源地及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地。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印度都将是中国CRO产业最难缠的竞争对手。

（二）

全球试验 　　中国第一家CRO公司凯维斯不再只扮演为跨国公司做“汉化”的角色

　　1990年代中期，曾经是北京朝阳医院大夫的谢燕彬从北欧留学回来，她最迫切的愿望是，让有她参与的新药研发临床试验能够达到国外的专业、规范和准确的水平。然而，她的理想遇到的一个最常见的障碍就是，因为中国制药企业大多都是生产仿制药，而这已经被之前的临床试验证明是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现在只不过是为了再获得中国药监局的审批而作的“例行”临床试验而已，“结果是，你做得越规范和复杂，你赔得越多。”她对《环球企业家》说。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从1996年起开始投身中国CRO领域。这一年，她成立了中国第一家CRO公司：汇思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凯维斯的前身）。并于1997年和Kendle国际公司合资，双方各占50%的股份。

　　在谢燕彬看来，合资带给凯维斯的不仅是一笔笔的生意，更有价值的是培训。临床试验是一个系统工程，整个团队必须有序且准确地执行所有程序，将所有临床研究纪录在案，并且这些记录要能够还原临床试验的过程。要做到让所有标准和细节与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一致，这需要那些具备相当专业水准的员工密切合作。凯维斯内部的员工都拥有一个独立账号，籍此，他们可以登陆到“Kendle网上学院”（Kendle College），这是一个完善的网上大学培训，各个职位的人必须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通过自己的专业培训测试，获得执业资格。

　　正是这种专业性，让凯维斯能够不断拿到更具挑战性的外包订单。它的订单一部分是帮助国外的制药公司为注册而在中国进行的本土试验，另一部分是帮助中国的一类新药做临床试验。凯维斯慎重地去挑选那些有希望打入海外市场的有潜力的新药，如果这些药物能在临床试验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相当的水准，必然有助于这些新药通过其他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审批，从而获得当地市场的销售权。

　　对于CRO企业来说，检验其研发水平的真正考场，莫过于能否参与到跨国制药公司的全球试验体系中。今年7月，在Kendle的帮助下，凯维斯终于拿到了第一个全球试验项目。从商业意义上讲，这个临床试验在全球范围内总价值4000万美元，凯维斯可获得比本地试验多得多的利润；但更重要的是，一旦获得全球试验的经验，即意味着一家公司提供的临床试验服务达到了最苛刻的行业标准。后者还意味着，凯维斯将能够从此开始与全球范围内的CRO企业竞争，而非仅仅充当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的新药报批“代理商”。

　　谢燕彬相信，接下来，凯维斯还会拿到更多的全球试验项目。而让其宽慰的是，她终于实现了自己10年前的愿望：在中国土地上的临床试验一样可以达到全球标准。这是一个开始——2005年，凯维斯终于做到了营业收入上的第一个1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