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说不平等的卫生研究伙伴关系
在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让不平等的卫生研究伙伴关系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一框架会启动进展还是搁置不前?
来自发达国家的卫生研究人员“空降”到发展中国家收集数据，而没有尊重当地科学家，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少数例外而非常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者在研究伙伴关系中拥有真正平等的角色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上周(3月16日-18日)在德国柏林，来自被忽视疾病研究界的成员、政府代表、资助者和发展机构召开了一场会议。这样的伙伴关系是会上的焦点。
该会议是由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与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项目(TDR)组织召开的，它为关键的利益攸关方——从各国政府到资助者——制定了一个“行动框架”从而改善伙伴关系。
平等的角色、共同的优先事项
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者常常只是名义上的“伙伴”。他们在设置合作研究的议程方面可能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如果当地的数据管理和分析技能很差，数据常常被带到其他地方进行分析，让当地的合作者降级为数据制造者和研究方案实施者。
这次的新框架宣布研究伙伴关系应该让双方参与者在决策、执行研究和共享利益方面拥有平等的角色。它还呼吁开展遵守适当伦理标准的高质量研究。
它还强调了伙伴关系必须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研究优先事项。在这一问题上，它反映出了近来对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研究“自主权”的呼吁，例如去年在马里的巴马科举行的全球卫生研究部长级论坛上形成的“行动呼吁”。
柏林框架还呼吁研究资助者和捐助者把它们的支持和国际与地区的优先事项相协调——这是巴马科“呼吁”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本身是基于2005年“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后者让各国和各组织承诺增加协调援助的举措。
资助者正在实验更多的“放任”资助方式(见 捐助者测试开创性的资助模型)，而几个资助机构和捐助者已经组成了一个团体从而在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研究资助中促进协同合作。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肯定将会减少可提供的资助，这样令人欢迎的措施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让更密切的协调一致成为维持和增进效率的关键。事实上，柏林会议的与会者把这场经济危机视为一个机会，停止长久以来未受审视的脱节的资助政策，并优化研究。
新的疆域
除了回应此前的许多呼吁，柏林框架也通过为研究伙伴关系的各方设定责任从而踏入了一片新的疆域。
例如，它采取了令人欢迎的一步，呼吁为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提供更多核心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人员及其机构只有在拥有充分的人才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平等的伙伴。这将需要通过2至3年的时间情况下将没有延期保证的资助伙伴关系转变到更长期的、始终如一的资助承诺。
该框架也明确强调了伙伴关系的信任、开放性和沟通的重要性。对于许多人而言，柏林会议是首次公开并诚恳地讨论了研究伙伴关系的不平等性——以及如何解决它——的会议。
但是会议制定的框架是否会面临与此前许多宣言相同的命运、它是否只是被提及，而非据此采取行动，这令人担忧。该文件没有纳入行动机制，而且会议并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
不确定的成功?
在没有对目前研究伙伴关系的状态进行严格分析的情况下，将如何衡量该框架的影响力?有一些计划可以解决这一担忧。TDR正在研究一个衡量该框架是否有效的指标。而且它正在Tropika.net网站上建立一个网络社区，供利益攸关方交换意见和良好实践的例子。还计划在两年内召开后续会议从而评估进展。
但是这场讨论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而设立不切实际的短期目标将让研究界注定失败。长期进展是最重要的——它无法在一夜之间改变众多多样化的被忽视疾病的研究伙伴关系的实践。例如，我们如今才刚开始审视资助协调的进展的证据——在巴黎宣言制订之后的4年。
如果幸运的话，这个框架将启动进一步的讨论，而它的存在本身将有希望凸显在研究伙伴关系的每一个阶段考虑平等性的必要性。但是柏林框架将被长期搁置还是成为一个有用的文件，这将取决于未来举措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