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处处险境却走出步步莲花

2011-3-31 16:09 来源: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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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初一天早上,在巴黎的酒店,我晕乎乎醒来,收到一条手机报:吴阶平因病逝世……我感慨岁月带走了尊敬的吴先生,十年前和他交往的经历也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涩记者。某次采访吴先生,写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他很喜欢,和我商量能不能为他写一本传记。以我23岁的年龄,去了解一位80岁老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为他执笔作传,我实在没这个自信。他却对我说,你可以的,很难得我说的历史事件,你都事先做过研究,我说的人情世故你也能领会。“能够接得上我的话”,是令他满意的,于是我很兴奋而努力,希望能跟上他的步伐。 

  吴先生一生可被记录的事情太多,在医学和教育方面的每一个成就都开创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先河。比如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比如1949年在北医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病房中,以三张病床专门收治泌尿外科患者,新中国泌尿外科事业由此正式起步;1959年在北京医院正式成立泌尿外科专科病房,中国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由此产生;1960年筹备了北京市第二医学院…

  但他绝不是单纯的科学家,他一生的多姿多彩在于游走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处处险境却走出步步莲花,很多历史未解之谜也都落在他身上。这其中最著名的身份便是周恩来医疗组组长,以及毛主席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组长。特别是,前者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是他一生注入情感最深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医疗工作比较复杂。除了组成医疗组,中央还指定相关负责人成立中央领导小组,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并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负责周恩来健康的中央领导小组有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三人,医生随时可找他们汇报。在当时复杂的政治风云中,吴先生不仅要快速而准确地作出诊断,还得对政治有敏锐而准确的判断。 

  医疗组成员们心里都很清楚,真正关心周恩来安危,并能在毛泽东那里说话有一定分量的,只有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癌之后,每次出现危情他们就去找叶剑英。

  1973年3月周恩来住进玉泉山临时治疗室。医生们认为,如果通过膀胱镜观察到有早期癌病灶,可在检查时把病灶电灼了。但在检查前一天接到指示,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

  做检查前,吴先生就对邓颖超说,检查时看见有一块小结石,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说,当然顺便拿出来。

  吴先生迅即作出相应决定。整个检查很顺利,确实是膀胱癌出血。做完活组织采取,医生们便认真地做了电灼。病情得到明显控制。  

  1975年9月,周恩来又一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是两年来他的第13次手术。这段时间,吴先生和其他医生日夜守护着。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睁开眼,看见守在床边的吴先生,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便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

  然而,“四人帮”被打倒后,人们议论纷纷,甚至公开撰文,说医疗小组对周恩来精神和肉体都给予毫无人性的折磨。后来,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知情人都写了明确的澄清批示。

  说到周总理的治疗,好几次,吴先生说着说着就停了,哽咽流泪,他说很心疼,但无能为力,事隔二三十年,依旧无法释怀。接触过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和所有科学家一样,很少热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总是控制得很紧。只有说到总理晚年,他会流泪,说不下去。会说,“唉,我们休息下,一会再谈。” 

  但我是个“无良”记者,总是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拿各种传言去问他。有的我自己看着都不靠谱,他也不生气,每次都平静解答:不像人们猜想的那样……偶尔,也有不能解答的,他沉吟良久说,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从个人角度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组织存档,真相都在里面。

  在同一时期,我也采访了费孝通先生。非常粗浅的感觉是,费先生一生的崎岖是显性的,幸或不幸,清晰可见;而吴先生一生的各种遭逢,要隐含、内敛得多,他常说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走钢丝”,很多人掉下去了,而他使身体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是他的政治敏感度与审时度势的本领。这些让他有机会在“文革”那样险恶的环境下还能继续实践自己做个好医生的理想,并成为新中国医学史上的关键人物。 

  很显然,吴先生是一位十分积极的入世主义者,很少有生不逢时的叹息。在不违反做人原则的前提下,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事,是他最开心的。临去世前,他还在为建立吴阶平泌尿外科中心奔走,终于看到这一中国最大的泌尿外科中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