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青年科学家的喜与忧

2011-2-14 10:41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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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艳: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即使是做到了博士生导师、教授,工资也不过五六千元,在上海生活压力很大;相当多精力用在争取课题合作和科研基金上

  去年6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高影响因子文章,同时获得自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今年1月当选第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一年之内接二连三的收获和荣誉,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红艳教授的学术能力作了注脚。

  王红艳从事的科研与新生儿缺陷疾病的及时发现、干预相关。“现在学习生物、医学专业的女生很多,不过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做研究的不多,做得好的少之又少。”坐在不到8平方米的办公间,王红艳说。

  她自觉运气不错,学术进展较顺:1966年出生的她,从本科、硕士一路读到博士,留美8年,有机会进入一个优秀学术机构工作,并取得成果;2007年接受复旦大学聘任回国后,选择基因研究课题,有一定偶然性,且仅3年即取得重要突破,发掘到一块生命科学研究的“富矿”。

  即使是像王红艳这样做到博士生导师、教授,工资也不过五六千元。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如果一对年轻夫妇都在高校做教师,想要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必定会压力重重。

  为此她很感激自己的丈夫。丈夫率先回国从商,赶在上海房价飞涨之前买了房有了车。王红艳2007年回国任教,已不必像许多同龄科研人员那样,再为了购房安家、支付两个孩子教育金等高昂支出以及维持一定水准的生活而担忧,得以更安心专注于科研。复旦大学所在的杨浦区五角场周边,如今房产均价都已在每平方米两万元以上。至于多数年轻教师,若无外力资助,要贷款购房,经济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王红艳感到阻碍女性科研人员成为学术界佼佼者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照顾家庭的角色分工和女性自身的人生价值观念。

  她说,除非是极有天分的科学“牛人”,否则做科研不可能早九晚五,必须勤奋、多投入,才能有所成就。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很多女性并非没有学术悟性和专业能力,只是往往经历婚姻生育,面对生活压力和诱惑后,难以专注和坚持。

  王红艳36岁才生女儿,40岁生儿子。现在如果不出差,她总是每天早上8点钟送女儿上学,8点15以前进实验室,虽然家与学校相距很近,中午也并不回家。通常,王红艳会在下午6点30左右回家,吃晚饭,陪陪孩子。到晚上8点,再重返实验室,工作到深夜。

  这样算,王红艳每天的工作时间总有12小时以上。她相信一个对某学科有所了解的人,至少需要在该领域花费1万个小时以上。

  3年前刚回国时,她虽是教授,学校能够提供的只是一间实验室和40万元启动经费。实验室简陋拥挤,设备不齐,做基因组检测又很“烧钱”,王红艳一直提醒学生不要攀比,先做出成果,一切自然会有。不过,升格做了“老板”,最重要的是保持实验室的高效运转,她自己有相当多精力用在了对外争取各种课题合作和科研基金、联系样本上。

  做基金报告,指导学生、修改论文,做学术交流,加上新添的学院行政事务,王红艳忙得不亦乐乎。


  何少龙:归属在心灵上

  感受比较突出的,是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少了些;能在北京五环外买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但自己的归属感不在房子上面

  36岁的何少龙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研究员,个子不算高,面庞清瘦,着装简单,笑容里带着些许腼腆。

  2005年3月获浙江大学物理系理学博士学位,到2008年8月,何少龙先后在日本广岛大学同步辐射中心和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9月回国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

  “2005年我出去的时候,感觉国内的仪器太落后。回来后发现物理所的发展非常快,实验室的设备甚至超过日本。”何少龙也喜欢所里的研究氛围:他感觉日本的等级制度有些严重,师生之间的交流不如国内开放。

  感受比较突出的,是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少了些。“日本科研人员在时间上更专注一点,80%到90%的时间都花在做实验上,而且经费支持比较连贯。”何少龙说,例如一个项目的支持资金一般是5年连续的,不需要反复申请。回国后就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申请科研资金。2009年,已是副研究员的他申请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研究课题,经费是42万,时间是3年。

  “如果不买大的仪器,经费的支持力度还可以,就是申请基金花的时间稍多了一些。”他说,一般每年的3月中旬申报课题截止,准备工作1月份就开始了。“如果把每天的时间完全用在写研究计划上,需要10到15天的时间;但由于中间还要做实验等,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般需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不过,最重要的是,何少龙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他一般早上八点半到单位,下午6点多下班,在单位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实验室度过。“每天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不够用。”何少龙说,他没有加班的概念,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做的事情又是自己感兴趣的,忙的时候就晚一点回家,或者吃完晚饭再回实验室。

  何少龙说:“这么好的科研条件,出成果靠努力就行。当然,要出好的成果,还看你有没有能力抓住机遇。”

  他对收入还算满意,每月在1万元左右,儿子上幼儿园,暂时感觉不到太大的压力。他一家三口住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单位租的,月租金1500元;房子就在物理所大院,上下班很方便。

  何少龙也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依照目前家庭收入来看,也能在北京五环外买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首付应该没太大问题,但需要每月还四五千元的房贷,压力也不小。

  “我爱人对买房子很着急,但我自己这方面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何少龙说,自己的归属感不在房子上面,而是在心灵上。


  张博士:“育种人”日子不易

  作物育种研究人员最能代表农业科研人员的现状。在许多单位,出现育种人员老化,没有30岁以下年青骨干的尴尬情况;青年科技人员在职称、收入等方面同其他科研领域同龄人相比,差距在拉大

  张博士是某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43岁。他认为,作物育种研究人员最能代表农业科研人员的现状。农业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技人员在职称、收入等方面同其他科研领域同龄人相比,差距在拉大。

  近年来,许多农业院校出现这样的现象: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的老师很难招到研究生,即使招到研究生也不认真做育种研究,毕业后更是想远离这个领域。在许多单位,出现育种人员老化,没有30岁以下年青骨干的尴尬情况。张博士分析,原因主要有五方面。

  一是育种研究是一项高强度体力和脑力集成的劳动。在作物生长季节,常常天不亮就赶到试验田,观察、记载,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晴天烈日当空,热气扑面;雨天,浑身上下都是泥水。从每年的作物播种、杂交、培育、选种到收获、晾晒,一个细节的疏忽,就可能导致整个试验的报废,数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二是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不利于作物育种。作物育种工作周期长,出成果、出论文慢,在单位职称评定中,从事育种研究的人员职称晋升在同龄人中最慢,这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待遇。

  三是作物育种的课题申请难,生存艰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潜规则”:谈作物育种必谈分子育种和转基因育种,如果不涉及这些内容,就会被评价为课题没有水平,很难获得资助。事实是,调查表明:未来5—10年内杂交育种仍然是第一增产技术。

  四是“育种人”待遇低。作物育种工作是一个长期工作,需要较长时间的工作积累,短期内很难有大品种、大成果和高水平论文。成果和论文少导致研究人员待遇差,许多人改行从事其他工作或放弃育种研究,直接影响到育种工作的持续发展和人才培养。

  五是出国进修和培训机会少,知识更新速度慢。因为经费限制等原因,省级农业科研机构出国进修机会少,青年研究人员机会更少。

  张博士建议,传统育种研究的资助力度应加大,属于公益性研究部分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下来,每年有正常经费渠道来源;培育作物品种成果市场交易体系,实现科研单位、作物品种培育人和企业各得其所,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从而提高作物品种选育人的待遇;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人才评价体系。目前,大多数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人才评价中存在简单量化的倾向,例如只看发表了多少文章而不注重文章本身的质量和科学意义,这是一种误导。作物育种工作很难进行直接简单的量化评价,一个品种有时需要经过几代育种的努力工作,才能发挥出巨大作用。国家应该确立重点的作物育种单位,对其进行长期的资助。作物育种中许多新的发现看似偶然,实际上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准备。

  此外,国家应设立青年农业科研专项基金,吸引和鼓励青年农业科研人员投身“三农”事业,在国家科技奖评奖、出国进修、职称和住房待遇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