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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组图为在清华大学工作的施一公。
我的全职回国也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引起一定的震动。《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我的回国进行了专门报道，探求原因。其实，我的动机再简单不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回国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优厚的个人物质待遇和丰厚的科研经费。在大家眼里，我的“美国梦”已经完美无缺了。
2008年2月起，我回到清华大学开始全职工作，同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2009年，妻子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带着5岁的双胞胎儿女举家回到中国与我团聚。
很多朋友和同事对我全职回国不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全职回国也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引起一定的震动。2010年初，《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我的回国进行了专门报道，探求原因。其实，我回国的动机再简单不过了：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答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30年。
中央“千人计划”的实施使我的归国之路更为顺畅，我很荣幸地入选首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为此，我感谢党和国家的信任，感谢清华大学为我回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使我回国终于梦想成真！
一转眼，我全职回国工作已经整整4年，一种踏实的归属感使我每天都很充实，总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也迅速发展壮大，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创新人才。仅2009年以来，我带领着博士研究生在国际前沿基础研究领域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研究成果，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科学》、《自然》和《细胞》（俗称CNS）上发表了10篇论文，在与世界上一流的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研究团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我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培养产生出一批以柴继杰、颜宁、王宏伟、王新泉等为代表的世界级的青年科学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过去3年在CNS上发表了近20篇论文，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结构生物学系或中心。
这些学术成果固然让我骄傲，更令我欣慰的是见证一大批杰出的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他们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我回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育人，为中国培养年轻的科技人才，心里感觉踏实！
从2007年开始，我开始全面负责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发展的规划设计及人才招聘。在清华校方和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院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下，过去4年半，我主持或参与面试了大约150位优秀的海外科学家，并将其中最杰出的近60名人才引进到清华大学全职工作，独立实验室数目从2007年的43增长到2012年的105，翻了一番还多！这些年轻教授担当重任、从事着生命医学最前沿的领域，包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神经科学、分子免疫学等等，他们的引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华生命科学人才的布局和质量，为清华大学在生命科学全方位创建世界一流奠定了稳固基础，也为我们改变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作好了充足准备。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从1984年的恢复重建到2008年的25年间，一共在CNS发表了两篇论文；但在2009年开始的三年内，已经在CNS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
在人才引进的同时，在清华校方和同事的大力支持下，我倡导并在2010年完成了在整个生命科学学院内的人事制度改革，推行与国际接轨的、以具有流动性的tenure-track 系列为主体、以“国际化、竞争性、高效率”为原则的人事制度。改革后的人事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现行体制造成的教职工队伍活力不足、竞争力弱、只进不出的僵化局面，为我们进行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初，我又倡导并开始了清华大学医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我们预计，通过3至5年左右的调整与过渡，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领域的师资队伍规模和整体学术水平将在亚洲领先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在积极推动生命学院和医学院人事制度改革以及行政和科研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我和另一位千人计划入选者、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一起倡议并主导了清华北大两校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建立与发展。该联合中心以推动科教体制改革为核心，在人事制度、行政管理、科研机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实行了国际化的改革新举措，成立后短短的一年已经开始展示出强大的人才培养效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总之，回国后的每一天都是充实和兴奋交加，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每一年，我在清华给学生讲授七十多学时的理论课；参加全国各地二十多次博士生论坛并做专题报告或励志讲座；通过座谈、访谈和博客宣讲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希望通过推动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来带动整个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变革，在中国涌现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产生出培养大师的肥沃土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正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我们理应去私心，敢担当，有作为，把个人奋斗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实现自己民族振兴的梦想。
（作者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