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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洪:握住向高端人才伸出的橄榄枝

2010.5.16

  很年轻,却已是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千人计划”第一批入选者之一。而在此之前,他在美国的一段“辞职”故事,曾一度轰动全美物理界。

  在搜索引擎搜集丁洪的名字,可以找到题为China fishing in pool of global talent的一篇英文报道,直译过来就是《中国向全球高端人才伸出橄榄枝》。丁洪说,两年前他握住了这条橄榄枝,时至今日,他更确定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作为“海归”青年人才的代表,他将回国后的生活概括为六个字:充实、高效、愉快。

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收看人民网视频访谈。今天来到我们访谈室的嘉宾是一位国家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但是我想他会和大家印象当中的首席科学家在形象上有一些出入,因为我们今天这位嘉宾真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科学家。我们认识一下中国科学家物理所研究员、北京凝聚态物理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丁洪。丁老师,请您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丁洪]: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看到的和我刚才介绍的一样,丁老师很年轻就是北京凝聚态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而且您是“千人计划”第一批引进的科学家之一。我知道在“千人计划”之前,您大概在海外有十几年的职业经历,当时你辞职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轰动了全美物理各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丁洪]:也不能说是轰动,我回来是美国物理界第一个辞去正教授有终身证的,所以他们很惊奇。我是90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去美国留学,首先做博士、博士后,然后做助理教授、副教授,一直到正教授。

  [丁洪]:我是2007年底的时候,香港大学当时要求我去那里物理系做教授,当时他们邀请我,我就仔细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在美国生活了17年,就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回国,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换个环境去工作。

  [丁洪]:那个时候中科院物理所也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加盟物理所,我后来是得到了港大和物理所的正式聘书,也得到了我原来学校的挽留。我当时多方考虑,征求了我太太的意见,最后很快地就决定了,事实上是在2008年的2月份,基本上是3个月就定下来,当时结束了物理所的聘书,辞去了那里的职务,就全家一块回来了。

  [主持人]:我看到有媒体报道您的时候,说您是为数极少的全职回国的正教授级别之一。我觉得像您刚才描述的一样,其实做这样的抉择是挺难的,因为在美国的环境下,各方面的条件和吸引力其实还是很大的。所以,您当时能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很好奇当时是什么吸引您回国的呢?

  [丁洪]:主要是看到了中国的前途,看到了中国对于基础科学近年来支撑的增加,还有对于未来的走势有信心,所以我当时回来了。当然了,物理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也是非常吸引人,同时物理所的所长的决心和远见使我很感动,也是我回来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据您所说,当时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环境很有前景,这应该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但如果放到美国的条件比较,我们可能还是觉得科研的环境更优厚一点。您在回国之初,有没有经历过思想上的波动?或者是回国之后,思想上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丁洪]:我觉得应该说我当时最开始他们邀请我,我是拒绝的。因为我当时没有想过真的回国,觉得还是有挺大的差异。但是,后来回来看了两次,感觉是非常好的,我之前也跟他们有很多的合作,也很了解,但是回来仔细看了、仔细想了想,很快就决定下来了。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也没有太仔细想一些细节,我对于回来的信心还是很足的,对于能做出的事情也是信心很足的。

  [丁洪]:回来之后,我的感觉比我当时想像的要好的多,而且好很多。虽然有一些不顺利,但是不顺利的方面还是比想象得少,所以我还是很开心,所以我还是回来了,觉得回来得挺正确。

  [主持人]:所以,您当时不仅是辞职,而且辞得特别彻底,把自己所有的后路都断了,全家一块回来了。回国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中科院是给了您很好的条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您所谓的很好的条件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

  [丁洪]:因为当初是可以比较的,一个是香港大学,当时给了我正式的聘书。我原来学校也是挽留我,也有一些很好的条件,希望我留下。相比之下,物理所给出的条件,我觉得更有利的是在于启动资金和人力资源方面,我认为这是在香港和美国都无法比拟的,我觉得他们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丁洪]:物理所整个的学术氛围,还有合作的团队精神和整个领域的全面,我觉得也是吸引我回来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主持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整个的学术的环境。另一方面是资金经费的支持?

  [丁洪]:对,这非常重要。

  [主持人]:有没有遇到过经费不足的情况?

  [丁洪]:我现在回来快2年,这个情况在我这里暂时没有,当然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有很多做得很尖端,需要的钱也是很多的,在申请资金花的精力也是非常大的。中国现在的经费总体来说还是有限的,所以在有些时候希望能够申请更多来更好地做事情。但是相对而言,我觉得经费是很好申请的,中国的经费多在人力资源上面实际上是有优势的,我们做的效率会高一点、成本会低一点。

  [主持人]:我记得也算是海归回国人才的前辈,就是北大的生命科学院的院长绕毅(音译),他曾经说国家在支持科学方面是非常大方的,他说挑战是怎么样聪明地使用这些支持,您是怎么理解“聪明的使用支持”呢? [14:38]

  [丁洪]: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的资金支持确实是非常大方,在有一些方面的支持我觉得还是不够。在支持力度比较足的时候,怎么样分配、怎么样合理安排,这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在相对前几年来说,现在的分配科学多了,这有时候也是能力的问题,如果专家很多,都很了解,自然评判起来就很科学,这也是跟整体的水平是有关的。

  [主持人]:我记得今年两会的时候,有一位科技界的委员当时说,我们的科学家很多时候去争取一些项目经费的时候,在跑经费的时候其实挺无奈的,因为资助的力度等各方面有限,所以他建议应该给科学家更充足的经费,然后让科学家的时间不是花在跑经费上面,而是花在科研工作上面。

  [丁洪]:对,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有同样类似的问题。一方面经费是有限的,第二方面是有很多人都想做好,都想要经费充足,所以势必会有竞争,势必在这方面花掉的时间很多。当然,我是建议像在国家实验室、中科院的范围内,要体现一种国家意识,做一些长期的资助,不是说你去竞争去做的。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科学家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面,而不是花在申请项目。像美国的实验室70%的钱是国会批下来的,只有30%是科学家自己申请的。所以,他们可以专心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花在跑经费上面。像中科院正好是倒过来,70%以上是到社会上竞争一些资金,我觉得这是有一些问题的。

  [主持人]:所以,在您回国之初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很有利的条件之外,肯定有一些不利的地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地方。您觉得您回来有什么感觉呢?

  [丁洪]:我适应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我回来还是水土很服,其实我当初出国也是很服。我想,这方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各地是有差异的,水土是不同的,就像我们当初出国的时候,要适应美国的环境,包括了学习环境、科研环境、生活环境,你很难说你去那里希望别人改。到了中国,也需要适应中国的环境,这是一个方面。

  [丁洪]:第二个方面,特别是一些小环境方面,对于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给予一些关照,这是可以尽量做好的。还有我在回来之前,就跟中国的同事们是有合作,所以说对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主持人]:我也觉得您是一个适应力特别强的人,刚才走进访谈室的时候您还说您会紧张,但是坐在这里我觉得您特别健谈。

  [主持人]:去年9月份的时候浙江大学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的科学界震惊不小,当时海归的博士留下了6页的遗书,跳楼自杀了。他说:“国内的学术圈是无信、无情、无劲”。您对这六个字是怎么看呢?

  [丁洪]:这件事情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并且看到了各种说法,版本也不一样,具体的情况我并不是十分了解。我想一个人逝去总归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也是令人很深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他的水土不服,对于这个环境不适应,觉得受到了冲击、打击,跟他想象的有差距。但是,这种情况在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我经常跟一些年轻人说,我说你们回来首先要想象得坏一点,想着挫折会多一点,这样的话心态会好一点。

  [丁洪]:另外一方面,具体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好评价,但是类似的情况,我觉得确实是有的。就是说在高校有一些系主任等,他答应了一件事情,最后他自己也没法落实,有的时候是口头上说的事情,最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可能落实起来确实比较困难,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挫折感太难的话,这也是很难办的。当然有一部分说出的话要落实,特别是落实到纸面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丁洪]:我回国的话,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要最后到纸上写好,这是必要的。但是,我想还是要相信,对于自己要有信心,然后对单位、外界要有信心,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您也是跟很多的年轻海归人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您从08年到现在已经回国2年了,如果让您评价一下回国的感受,您怎么评价?

  [丁洪]:我回国之后一直有很多人问我,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也想回来,有人开玩笑问我说,螃蟹是不是好吃?我说自然螃蟹是很好吃的。应该说我从现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回来的决定还是非常正确的。我常跟有一些想回来的人说,我说我回来的感受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就是充实、高效、愉快。

  [主持人]:愉快至少我们可以很浅显的理解,“充实”和“高效”怎么理解?

  [丁洪]:充实就是回来的事情非常多,可发挥的空间也非常大,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忙自己的试验、科研,还有组建团队、培养学生,还有就是为中科院出谋划策,规划未来的科研基地,还有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帮科学院、物理所和国外进行合作交流,帮助他们签协议等等,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做下来是很充实的。

  [丁洪]:高效的话也是我运气好,我回来前是做好打算,就是几年内大概文章的数目产出会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因为你要培养一个新的团队、创造一个新的实验室,这样的话产出会低一些。但事实上2年下来,文章发的比在国外发的频率还要多,发了十几篇有影响的文章。这也是有运气的,我回来的时候赶到新型超导体,就是铁机(音译)超导体的出现,这个时候赶得比较巧。和国外同仁的密切合作下,还有与国内同仁的密切配合下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试验和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是非常高效的。

  [主持人]:就是说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从我们可以看到的成果,比如说论文,不仅没有比国外的时候少,反而还是有增多的?

  [丁洪]:对。

  [主持人]:像您刚才提到“充实”和“高效”,都是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两个词,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哪个方面?

  [丁洪]: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高温超导体,就是利用光电的X射线把电子打出来,研究超导体电子的一些性质,从而理解超导体的基本的物理问题。我们用了很多的同步辐射、新光源去做的,这是我主要的研究方向。

  [主持人]:有没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丁洪]:现在有挺多的项目,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围绕新型的铁机(音译)超导体,这是2008年的3月份发现的,是一个日本科学家霍沙诺(音译)发现的。一个月之后中国科学家就把这个温度提高了很多,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做出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顶尖的。所以,在这方面的材料、悟性、应用都有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因为我们知道物理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应该说它和一些应用性的学科相比,还是比较枯燥的。所以,您现在其实也在带学生,您平时和学生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您会怎么样有力地引导他们对于这个学科的兴趣,或者说对于他们的钻研、耐心、刻苦地研究方面去引导他们?

  [丁洪]:因为我以前在美国也带了挺多的学生,现在还剩下两个就快毕业了,在这里新带的学生就更多了。我常跟学生这么说,做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有一点像做艺术。做艺术首先要自己有浓厚的兴趣,然后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不断的去追求、去完善。这当然需要一定的功底,甚至要有一些天赋。谈到天赋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其实都有天赋,问题是很多人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在哪里,没有挖掘。所以,我鼓励年轻人要挖掘自己的天赋和长处,然后加以培养。

  [丁洪]:还有一点,读博士事实上不是追求将来有一份好工作,而是追求将来有一个视野。只要有这种心态的话,才能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

  [丁洪]:另外还有一点,我常跟新来的同学说,他们刚来的学生一般进我组的水平都很高,像在商学院、哈佛的学生一开始只是做做资料,到我这个组一开始要学会拧螺丝,因为我们要做真空器件,只有把真空做好最后才有可能把试验做好。

  [主持人]:就是把基础打好。

  [丁洪]:对。只有这样最开始要一步一步把一些小事做好,才有可能做大事。

  [主持人]: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科研精神,就是要耐心地去学好基础,才能去盖更高的楼房,而不只是空中楼阁。

  [丁洪]:是的。

  [主持人]: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刊发了一篇《关注华人科学家海归现象》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2007年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是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文章当中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数量并不等于质量。虽然有着巨大的投资,但是中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水平仍然是落后的。”比如说至今还没有中国大陆本土的科学家去获得诺贝尔科学家的奖,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丁洪]:首先,我对于“巨大的投资”这个说法我并不认同,我觉得这个不准确。中国是作为一个大国,人很多,科学人员非常多,学校也很多、学生也很多,自然需求的科研经费也是很大的。但是,中国对于一些尖端的科学投入,特别是对于大科学装置的投入,事实上远远不如一些先进的过程。

  [丁洪]:举个例子来说,在大科学装置这方面,中国的总投资是不及瑞士的,瑞士的人口不如北京市的人口,他们的投资都比我们多。所以,总量都比我们多,这个投资很大的说法,我觉得并不准确。

  [丁洪]:当然,在科学这方面,特别是基础科学,我想从投入到产出,是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就像有一些果树并不是一年就开花结果,需要几年。所以,一个人需要长期的培养,我相信中国科学界只要有持续的投入、科学的安排,我觉得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科学界将会出现一个量变,就是论文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定会有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主持人]:其实每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从我们网友关注的事件当中就可以看到,每次大家都很失望。很多的网友说,针对这个事情其实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反思一些问题,您认为这个当中有一些什么问题?

  [丁洪]:这方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事实上是一个积累,要有一定的前期投入积累到足够好才行。第二个是要有一个十年磨一剑的心态和一种鼓励的环境,就是能静下心来做一件大事,就是评价体系要比较长期,能让人静下心来做。第三个是要吸引人才,就是在中国建立一批世界一流的学术组和实验室,如果有了这个的话,如果中国有20个,未来十来年中,中国肯定会有诺贝尔奖出来的。

  [主持人]:就是大家不要关注表面,应该更多地看到一些背后,包括用一些长远的、发展眼光看待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论文的问题,我知道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成果如果想拿到国际上面进行一翻比较,或者是提高国际的影响力,论文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包括了论文的数量和论文的影响因子,包括它报表在核心期刊上,其实都是对于论文的考核指标。现在来说,我们在国内的科学界经常听到一些负面的消息,比如说某某大学的教授又在抄袭,比如说某某院士也发生了抄袭的现象,或者是一些“炒冷饭”的事情。您的怎么看待存在的这些负面的消息?

  [丁洪]: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前几年,是比较严重的。这是跟学术界里面的评价体系和评价能力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现象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有,在一些科学的后起之秀的国家都是存在的,甚至连日本都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有很多的在日本的合作者,他们发明了一个给期刊打分的方法,比如说《自然》和《科学者》杂志,他们是30多分,其他的杂志只有几分,他靠打分来评定你的成绩,所以使大家多去投《自然》、投《科学者》杂志。如果他们发的文章,还开记者招待会,所以这还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所以,评价体系和评价能力,不是光以外表,甚至不能说光看外面的评价,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现象会好一些。

  [主持人]: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一些经验,获得是值得分享给一些年轻学子的,就是在平时的科研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去避免做这些重复的劳动?

  [丁洪]:应该说我15年来在美国和回到中国做的,都是追求世界第一,不大有重复地做这种事情的。当然,很多的时候有些工作重复地多做也是有必要的,只要不抄袭,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像中科院这种机构,应该是追求国际一流目标。

  [主持人]:就像我们常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以站的更高”所以应该适当地借鉴一些前沿的成果或者是参考一些前沿的科学成果,但是对于借鉴和参考的度要把握好。

  [丁洪]:是这样的。

  [主持人]:我们看一下网友的问题:“请问丁老师,您觉得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和国际上的相比在实际操作上还有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丁洪]:这个问题我并不好回答,因为我对于其他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了解并不是太多。光从物理所来说,我觉得物理所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物理所已经成为了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很有活力、积极向上的凝聚态的研究中心,很多的国外学者都很向往这个地方。

  [丁洪]:在我们这个组织和团队来说,实际上很国际化。我现在这个组有一个加拿大的研究员,还有三个外国学生,两个法国的,一个瑞士的,事实上是很国际化的。所以,这方面我本身感觉在我的小环境里面,并不感觉跟国外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感觉很多的地方是国外不好做的,比如说像整理资源这方面。

  [主持人]:我们还有一个网友问:“您作为北京凝聚态国家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在国际上也是行业的翘楚,您怎么看待国内外学术的对比?”

  [丁洪]:应该说美国在这个基础科学方面还是遥遥领先的,我是从美国回来的,美国看上来普遍做得很好,他可以说拿出前五十所高校的物理系的科研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中国就没有这样,中国可能前五个做得还不错,就没有他面做得这么好,他面做得很好,所以他说不准就从小学校里面出来一个好成果,这是非常大的差别,这也是他们相当长的一个积累。从二战开始,然后再大发展,也是跟他们吸引人才,特别是吸引国际人才,像物理系,我想至少1/3是外国教授,有一些地方都要到一半。所以,他们可以在世界上选择最好的人才,所以整体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丁洪]:但是,中国在有一些研究机构、有一些高校,近年来的实力上涨非常快,也得益于他们在国外的吸引,主要是吸引华人科学家,所以这个进步还是非常快的,差距也在缩小。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了国内搞科研的氛围,或者是工作方式和习惯,其实和美国相比来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当初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在这些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丁洪]:我这个组,实际上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变化并不是太大,我还是用了一些好的工作方式,国外的合作方式还是非常强的。有一点我觉得在科学上面非常重要,就是团队精神,还有合作,在国内是有挺多的学校,现在开始在发展,是联合起来相互交流,才能整体提高,才能做出很好的成果。之所以美国能在科学上面非常好,诺贝尔奖一半以上是从美国出来的,因为整个的科学界就是由他们来主导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整体的水平在这里。然后前沿都是他们的人,他们有一些话语权,这样他们又相互交流、相互合作,这方面中国应该加强合作。然后也是要跟国外的去合作,参与到国际科研的一个氛围中间,也要抓住话语权,才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主持人]:比如说您在和您的团队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在团队协作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丁洪]:我这个团队我现在感觉很好,大家之间不论是像我这个组长,还有一些副研、助研、博士后、博士生,还有一些刚进来的,还有一些本科的实习生,我们之间的配合、交流都是非常非常融洽的,这也是我刻意去营造的气氛,我在美国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要环境非常好,才能相互协作。之间是可以有一些竞争,但是竞争要是一种和谐的、建设性的竞争,这样的话会互相促进。我觉得这方面我们组还是做得挺不错的。

  [主持人]:也就是相对来说是很开放的一个环境,大家之间应该注重互相的交流?

  [丁洪]:对。

  [主持人]:所以,您刚才提到的6个字当中“愉快”是不是也在这里面体现出来?

  [丁洪]:对,这个愉快不光是心情愉快,整个这个团队、这个组里面的工作气氛和工作环境都要愉快。因为我们这个组的工作事实上非常辛苦,经常是要做通宵的,因为它是要做同步辐射,它是一天24小时都是在开着,虽然有两班倒,但是非常非常辛苦。你不愉快的话,是干不好活的。我们还很注重团队的建设,一块儿出去玩,一块儿聚餐,一块聊天,看看电影,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光是工作上的,在一些平常的交往、生活上面也有一些增进。

  [主持人]:我觉得能在您的团队里面搞科研,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因为可能很多我们想象当中的科研的枯燥都没有,你们一起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可能使科研的成果出来更有进展?

  [丁洪]:我首先告诉他们,做这个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如果你打算做辛苦的事情的话,才有可能尝到它的甜头。

  [主持人]:先打好“预防针”?

  [丁洪]:对。

  [主持人]:我们知道钱学森先生在去年去世的时候,大家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钱老提出的我们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包括媒体和科学界、社会各界都在探讨创新人才培养的话题。您在美国这么多年,无论是国外的环境还是国内的环境都很了解,您觉得如何看待创新人才的培养?

  [丁洪]: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国高校的培养方式,它是更注重知识积累和应试教育,它对于创新思维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还是不够的,偏重的是积累这方面。这方面要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但美国很多的情况下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它对于知识的积累是非常不够的,他们很多同学的基本功是非常差的,虽然他们注重启发和创新。中间怎么走出一个中间道路、走出一个最佳的模式,这是需要探索的。现在也是教育改革,所以我想国家还有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

  [丁洪]:这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本科生,这些优秀的本科生到国外之后,到一些一流的学术组和实验室,就做出了非常优秀的工作,成为了杰出的人才。这样的话,你说是不是培养出来的?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高校和研究机构,事实上缺乏的是一种一流的学术组和实验室,如果说我们有若干个或者是许多个的话,我想培养一个诺贝尔奖大师级的们在中国本土出现是不困难的。主要是要有一流的,你才能最后出来一流的人才。

  [主持人]:我们不缺少人才,关键是人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辅助的条件和客观的环境。

  [丁洪]:应该说缺乏一些一流的团队,这跟球队一样,不管是篮球也好,还是足球也好,缺乏一流的球队,你没有一流的球队不可能你这里会出来一流的人才,这是一样的道理。

  [主持人]:单凭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是完全不够的?

  [丁洪]:对,这是不够的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了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网友的问题,也是关于人才培养的。他说:“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员院长饶毅(音译)博客当中的撰文提到,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标准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多数的单位很害怕刷人,很多不称职的都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支持”,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我们在人才培养当中遇到的很不和谐的因素,您觉得呢?

  [丁洪]:我想这跟中国的科研体制是有关的,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终身制的过程,你必须要通过终身制之后,才可以做到终身教授,然后是一个稳定的职位。中国甚至包括很多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事实上你进一个组,做了一个助研就是一个“铁饭碗”,最后就做下去了,没有一个淘汰的机制。这也反映了必须要有一些人支持,我想饶毅(音译)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有些人做得并不是太好、水平并不是太高,但是也在这里做,这是一些浪费。

  [主持人]:所以,您刚才提到了在您的团队当中允许有一些良性的竞争?

  [丁洪]:对。

  [主持人]:实际上做到一个博士或者是博士后,就不应该是工作了,而是一个视野,您是怎么区分工作和视野的概念?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认为读书就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工作。

  [丁洪]: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很多像做技术的,他很容易找份工作。找工作是很必须的,因为要养家糊口,像房子现在这么贵,所以你必须要找份工作。但是,做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有一点像艺术,很多做艺术的追求的不是饭碗,很多做艺术的都没有饭碗,他很穷,但是他很热爱,所以他一直追求。所以,这是追求一种事业、追求一种理想。我觉得做科学的话,多多少少要有一些这个境界,就是你读了博士之后,不是说要找份工作,而是确确实实在这方面的兴趣非常大,至少要争取。

  [主持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淡泊名利?

  [丁洪]:可以这么说,淡泊对于一些物质的追求,对于取得的一些成果本身的追求。

  [主持人]:当然,在一定基础上保障物质的生活条件其实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去争取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很充实的、很丰富的、很富有的,这样可能才能我们要从事科研的态度。刚才我们说到了淡泊名利四个字,其实我们常说科研精神,比如说刻苦钻研、求真务实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常说,但是说多了大家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口号的东西,可能很空很不切实际。那么,您觉得现在谈科研精神,再去说这些词,是不是有一点过时了,是不是有一点老土?

  [丁洪]:我觉得精神还是从自己这方面要认识,或者从导师方面,光从一个机构、一个国家大力去宣传,这好像有时候效果并不明显。更加需要的是他体会这种精神,事实上从事这行业的,或者是到这个行业来准备从事读博士这方面的人,就要具有这种精神。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要去读博士,这也没有什么必要,博士主要是做一些前沿的探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丁洪]:我们这个组还有一个特点,还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是做着很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还有做很多建设的项目,所以我鼓励学生他有一些技术方面、设计方面技术有特色的,他可以从事这方面。事实上这方面对于中国也是非常有需求的,也很符合他们将来的发展。这样的话,事实上在读书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定位弄清楚,这个是比较好的。 ]

  [主持人]:真正找到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然后置于实践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像丁老师所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理解的意思是,这个社会包括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发展其实是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不管是不是真的读到了博士,或者是博士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应用的价值在当中,关键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或者是找到自身所应该去发挥和传承的精神。我知道中科院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16个字“科学、民主、爱国、奉献、为实、求真、实力、创新”。我觉得这16个字摆在这里,如果让我们的网友评价一下,觉得还是有一点空,口号的东西大家都见多了,但是您作为一个中科院的人,您应该是真真正正去体会这些口号的,您是怎么理解这16个字的?

  [丁洪]:这16个字我也是看过,但是让我记得住、背得出,我也是背不出的。我感觉比较深的是一头一尾,“科学”和“创新”。作为中国的科学院,科学是它的肋,所以它从事的都是自然科学所做的都是科学事情。然后它办事方法、管理方法,也应该做得很科学。至于创新的话,我觉得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科学界的“火车头”,创新就是它的目的,就是要创新。科学院人要勇于创新,作为院里面来说,应该鼓励院士创新,要培养一种“十年磨一剑”的宽松环境,做出一些有现实度的创新出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是很重要的,其他的方面都不是很重要的。总是有些人喜欢某一方面,所以我的这两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主持人]:精神其实是前人总结的,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去传承和探索,包括去实现这些精神真正的价值和含义。今天的访谈当中,丁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也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也包括回答了网友的很多问题,我觉得如果今后有机会,还可以请丁老师到我们的访谈室来和我们的网友交流,谢谢丁老师的做客。

  [丁洪]: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网友。

  [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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