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比发展中国家人均2.6吨的水平高出76.9%，略高于全球平均4.4吨的水平，但不足美国的1/4，只有欧盟的1/2。”潘家华强调，“再看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积排放，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加拿大等13国（G8+5国家）从1850年到2004年间，中国的历史累积排放贡献占这13个国家的10.8％，只有美国的约1/4；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贡献率仅为1％，远远低于美国（21.3％）、加拿大（16％）和英国（16.4％）等发达国家，仅仅高于印度（0.4％）。”
潘家华说，“如果以国家为统计单元算总量，中国是排放大国。但这只是表象。我们要看的是，中国成为排放大国的内在原因和是否担当了相应的责任。”
他指出，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积累，例如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如果保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率，每年就要净增14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荷兰的总人口。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所支撑的消费，还只是温饱水平。一部分高收入者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有奢侈浪费排放情况，但多数中国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满足基本需求。中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富煤炭，能源结构中高碳的煤炭占2/3以上。还有，中国在国际产业大转移中被作为世界工厂，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所内涵的碳排放，并没有为中国人消费，而是出口到人均碳排放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