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想不开的时候，就想一想宇宙
施一公不仅在研究领域成果显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度也颇引人注目，常常引发公众话题。作为国内最早写博客抨击雾霾问题的科学家之一，对于空气问题的监督再一次成为他两会提案的重要内容。
许戈辉：这次两会你都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你最希望传递什么样的声音？
施一公：我在小组会议上提到了雾霾。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过，对于环境污染，对于偷排、偷放，是要予以严厉打击的，我希望再加上一个依法。严打是有，但有时候老百姓理解是有阶段性的，一个国家最后还是需要法制。全团会议上讲的就比较多了，当时讲了两大点，第一大点里面我讲到了大学行政化的问题。现在大学行政化趋势在加重，需要遏制一下。然后我还讲了河南，因为我是在河南出生长大的。河南教育资源特别贫乏，一亿人口只有一所211大学。我记得白岩松讲过，他说中国什么样，河南就什么样，河南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我觉得讲的非常精彩。河南是中国的缩影，像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带，高等教育还是相当差强人意，所以我讲，河南将来经济转型，怎么转都离不开科技和人才，如果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作为支撑，河南这样的大省将来发展会进入一个瓶颈，就像中国一样，要想超过欧美强国怎么办？最后拼的肯定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别无他路可走。
生命本身充满神秘色彩，对生命的探索也是科学家们从未间断的工作。
2015年，施一公带领团队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性发现，可以说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施一公：“我们去年确实取得了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应该说过去几十年在世界上有几十个研究组都在攻坚，但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去年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有合适的一些学生，胆量又很大，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天时地利人和，最后把课题做出来了。应该说我们其实是破解了中心法则里的关键的一步机理。DNA变成蛋白质，不能直接变，中间必须经过一步叫RNA，但RNA本身挺复杂的，必须把这RNA修整一下才能够变成蛋白质。我们去年的工作，应该说在解决这个道理上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今年的工作，会进一步把它搞清楚。我做的这个研究，简单一点讲的话，是用生物物理的手段，从原子分辨率，看到它每一个原子在哪，从根本上解析生命过程，也是疾病发生的过程，这样的话会对制药，对理解生命、探索生命起到一些作用。”
到底如何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人们曾探究过爱因斯坦那颗装满了智慧的大脑，种种解剖，种种分析，但似乎没有太多可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科学家本身也成为一类神秘人物，他们真的异于常人吗？
施一公：“现在我们的中学生、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真的是降到历史最低点。这跟我们的宣传有关，我们没有把科学家全面地展示出来。科学，你可以说它是高尚的，其实这句话好像大家老往其他地方理解，其实科学家就是最最普通的人，老百姓是什么样，科学家就是什么样，老百姓喜欢什么，科学家也喜欢什么。”
“这段时间我的压力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不管我在美国学术成果有多好，我必须证明在中国能像在美国一样优秀，尽管清华大学对我非常支持，我很感恩清华大学，但是外部环境却非常敌视。你可以想象，像我这样的人，都会在半夜两点半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唱着国际歌，当然我眼泪不会掉下来，那是一种很悲壮的感觉。 也就是到这个阶段以后，是我的第四次脱胎换骨，我觉得我整个的学术水平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有时候我会对朋友讲，我从小就有个习惯，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实在想不开的时候甚至万念俱灰的时候，想一想宇宙就好了。”
回到清华后，最让施一公自豪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才引进。
许戈辉：我可以想见施一公的境界，或者说火候已经到了，但是你的学生也都已经到达这个层面了吗？我们的制度、经费、设备，所有这些都到了吗？为什么可以这么豪气冲天？
施一公：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第一，老师带学生，就是师傅带徒弟，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名师出高徒。他们是可以做得非常优秀的。 举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学生叫柴继杰，他比我还大一岁，是大连轻工业学院学造纸的。 他非常执著，大学毕业分到工厂里做技术员，自学四年后，考上博士，在国内拿到博士学位后去我那做博士后，做得很精彩，现在也是清华大学教授了。其实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极致，都是可以改变天地的，是可以改变社会的，可以不得了的。 第二个就是科研设施和钱。刚回来的时候钱并不多，但现在在清华大学、在北京市，在国家的关注支持下，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如果不能在国际上所向披靡的话，我觉得愧对老百姓、愧对家乡父老。
父亲是位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多年前的意外离世曾给施一公带来巨大的打击和伤痛。访谈中，他几次主动提到父亲，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位优秀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许戈辉：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父亲生前对你的期望造就了今天的科学家施一公，而这种打击，让你一直对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环境有一颗责任的心？
施一公：可以这样讲。有时候在选择说与不说之间，我还是会选择说，顶多说得缓和一点。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人活，为什么要这样做。
许戈辉：你会不会在科研过程中经常有种种惊叹，甚至无助的感觉？
施一公：当然有，会有惊叹，会有一种敬畏。学得越多、研究得越深，觉得这里面越有意思，敬畏之心也会越重。我不晓得技术进步、科技发展能给人带来多少心灵上的真正愉悦，或者说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听着好像很矛盾，一方面我拼命的研发新技术，一方面我又有些担心。这样的发展到底会带来什么，我觉得只能留给我们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去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