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科学之问“合作+行为是如何进化的”
合作+行为普遍存在于动物界和人类社会. 然而, 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 合作行为的成因是难以被理解的一个谜题. Science在2005年把“合作行为是如何进化的”这一问题列为125个科学前沿问题之一.
2016年《科学通报》第一期“Science 125个科学前沿问题系列解读”中，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出发, 梳理了国内研究者在合作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总体态势及研究现状, 进而从理论模型、行为学、神经基础、分子遗传学等角度探讨了合作行为的机制. 最后总结并讨论了中国学者在合作领域进行研究所拥有的优势及存在的不足, 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合作行为普遍存在于动物界和人类社会. 合作被看作是进化过程的架构师, 是语言产生的关键因素, 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成功, 人类社会正是在人帮人的理念之上才能够得以建立. 在动物界中, 同一种族内部成员之间(如蜜蜂(Apoidea)), 甚至不同种族成员之间(如燕千鸟(Pluvianus aegyptius)和鳄鱼Crocodylus siamensis))均有广泛的合作行为. 人类社会中, 在具有亲缘关系或熟识的人群内, 以及非亲缘关系的个体或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均可能存在合作.
“世纪科学之问‘合作+行为是如何进化的’” 这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学者是如何回应这一世纪科学之问. 总结了目前国内合作领域的研究现状, 以期全面了解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进而发现优势及不足, 促进未来研究的发展.
文章从研究总体态势、国家科学布局、国内研究现状等多个内容介绍了合作研究多方面内容，指出从繁衍后代的人类发展进程到如今的“大科学”时代都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合作带来的裨益. 合作的产生促进了动物的性别分化, 并通过交配这样的合作行为将基因传递下去. 当人们面对灾难时显得如此无助, 弱势的人们通过合作行为保护自己和所属群体. 国内关于合作行为的研究受到了高度关注, 从国家的政策导向、基金支持到国内学者发表合作行为的研究成果都可见一斑. 这些也是中国学者对科学之问“合作行为是如何进化”所做出的回应.
通过这篇文章的回顾可以发现, 国内研究者在合作领域开展的研究涉及范围广泛, 覆盖了当前国际前沿研究的各个方面, 包括进化机制、心理机制、神经基础及分子遗传学基础等, 可以说是与国际研究者同行.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人们“为什么要合作”的疑问, 中国学者开创性地提出“弱势导致亲社会行为”这一潜在机制来解释合作行为的产生, 丰富了当前国际上关于合作产生机制的理论探索. 此外, 在合作行为相关fMRI研究方面, 国内学者顺应当前国际研究态势及磁共振技术在国内心理学领域逐渐推广的契机, 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性研究工作, 从而在神经层面对合作行为做出了阐释.
在未来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亦或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行为进行研究. 我国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 团结协作的精神向来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 因此, 应该利用集体主义文化土壤的天然优势, 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中开展更多具有良好生态效度的合作领域的研究.
未来研究也需要注重具体社会情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合作/竞争行为可以在不同任务情境和面对不同对象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本文回顾的相关合作行为研究有些是在有特定对象下进行的, 有些则是无特定对象的研究(如某些亲社会行为). 可以预期的是, 有无明确对象或者对象不同时, 人的竞争/合作行为会有所差别. 例如, 上文中提到最后通牒博弈中公平及合作行为会受到社会距离、社会排斥、许诺、面孔吸引力及群体身份等因素的调节, 而这些因素正是体现了互动对象的不同特征. 这些研究说明在公平及合作相关社会行为中, 互动对象自身所拥有的独特特征等这些情境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
此外, 这些研究也提示将公平及合作相关的决策行为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下进行考察, 可能有助于丰富现有的理论和发现, 使研究者对个体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所涉及的动机以及心理机制和神经基础有更全面的理解. 同时, 对于合作行为的神经机制, 研究者可以借助新的分析方法深入考察合作相关的多个脑区之间的功能交互, 以及这种功能交互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前文中提到了许多在公平及合作相关任务中被激活的脑区(如前脑岛、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杏仁核等), 然而这些研究均只是孤立地考察这些脑区的功能. 后续的研究应该注重对公平行为相关脑区整体性的探讨, 而不是对单个脑区的活动进行解释.
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的多体素模式分析(multi-voxel pattern analysis, MVPA)、心理生理交互(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PPI)分析及动态因果模型(dynamic causal modeling, DCM)分析技术为这一研究思路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MVPA可以同时结合多个脑区的激活信息以及这些脑区之间的连接信息, 并且利用这些整合性的信息来预测个体的行为表现. PPI分析允许研究者衡量任务是如何调控一个脑区对另一脑区的影响. DCM分析可以同时确定实验刺激输入至脑网络的关键脑区, 网络中脑区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及任务对脑区之间的效应连接的调节作用. 将这些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合作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中无疑将有助于理解合作行为产生的生物学基础.
人类合作行为的遗传学基础仍需进一步探索. 国内外学者业已提供了如鱆胺和5-羟色氨酸这些和合作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分子遗传学证据. 未来研究需要探索是否还存在其他影响合作行为的神经递质或激素等物质, 并从基因层面对合作行为的遗传学基础进行研究.
此外, 对于临床精神疾病患者及神经发育障碍者这些特殊群体而言, 社会功能的缺陷是其显著、普遍的特征. 社会功能障碍不仅对其生活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 并且可能成为评估其治疗和康复效果的关键因素. 鉴于社会功能在个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对患者的治疗要注意到患者所经历的严重的认知和社会功能障碍, 而不能仅以主要临床症状为目标. 基于博弈论范式的社会决策行为是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 因此, 运用博弈论的范式以及加强博弈实验范式在神经精神疾病诊断和评估中的应用, 研究精神疾患的社会决策行为特点和神经基础将为了解患者的病理生理机制进而改善其社会功能提供新的视角.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在《心理科学》创刊50周年之际, 众多中国心理学界学者从心理科学未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心理学所面临的50个重大问题, 其中第5个问题亦是与Science的世纪科学之问“合作行为是如何进化的”遥相呼应. 在结束本文之际, 谨引用《心理科学研究50题》第25题作为结语, 以强调研究合作行为的重要性与前景. 《心理科学研究50题》第25题之问以“个体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的发展历程及其心理机制”为题, 其重要的问题包括: 个体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有何年龄特点和发展历程? 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的生物和遗传基础是什么? 亲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是什么? 它与个体的一般认知能力、心理理论、观点采择等社会技能以及动机、情绪等存在怎样的关系? 社会文化因素(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家庭教养方式、社会规则、情境特征等)如何影响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 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 如何预防和矫正反社会行为? 而要想解答所有这些与合作有关的科学问题,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中国学者加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