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工业化的勃兴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西方工业国家率先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无节制的发掘，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包括空气、水体的严重污染，各种自然资源及物种加速毁坏、匮乏或灭绝，大规模传染病蔓延，这一过程又由于气候变化因素加剧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日益失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深入，生态环境的恶化正不断威胁人类生存本身，一方面促使各国加快调整转变生产和发展模式，推动国际生态合作，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围绕经济发展空间、环境责任分担等问题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从国际关系中的“低政治问题”向“高政治问题”推进。

　　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具有跨国化和全球化以及公共性和长期性等属性，生态外交因而具有与其他传统外交形态不同的运行特点。

　　首先，生态外交的主体多元、角色各异。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外交行为主体继续扮演生态外交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者角色，主要大国分别在国际生态环境事务中扮演不同角色。同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都在生态环境领域发挥指导、协调、组织、评估等功能;众多跨国公司乃至个人都在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成为利益攸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