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在话语权争夺战中的尴尬处境
异见者的缺席
实验的泄露，只是公众疑虑之一。疑虑之二，即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这个名单从未完整公开过。有迹象表明，一些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暂时持质疑态度的科学家被排除在外。
比如南京环科所薛达元研究员，他后来被塑造成转基因反对派的代表。但他当面向本报澄清，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只是认为过程应更加慎重。
2002年，薛达元还是环境部国家生物安全办公室主任，当时任职在南京环科所。他是中国较早研究转基因的学者之一，也是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专家之一。按照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公众参与制度应是各个缔约国应该达成的一个最低标准。他回忆，在2003年农业部组织第一届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时他被邀请，当时关系不错。
2005年转基因水稻“泄露”事件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薛达元提出转基因商业化应慎重，避免生态风险。就是这种表态令他成为了“反对转基因”的专家代表。
当年第二届转基因专家安全委员会及2008年第三届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成立时，环境部推荐的薛达元都被农业部拒绝。
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在之后备受诟病，虽然没有公开完整名单，但网民搜索后发现，真正专业的生态环境专家其实非常少。其他无论是做植保还是风险评估的，都是任职于农科院的科学家，或者是做生物技术的。
虽然华中农大实验室向记者介绍，这些科学家们至少手里都没有转基因品种。但记者查看了一两位已经公开的科学家资料，在200亿的农业部大项目里，他们或多或少和其中一些项目有关联，至少算利益相关者。
对反对意见的排斥甚至忽视，使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成为了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此为先天不足之二。
话语权争夺
而在关系到每个人每天口粮的重大事务上，公众参与不足，成为转基因的先天不足之三。
转基因的专家们也开始意识到舆论的重要。少为人注意的是，几乎在获批安全证书的同时，华中农大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在网上开了个博客取名“绿稻”。张启发院士所在的实验室，一名副教授告诉记者，科普不去占领舆论，谣言就会占领舆论。
但在争取转基因话语权的这场战争中，生物专家们虽然掌握了更完善的知识，却并未占到上风。
专家们开始担心，公众舆论会限制转基因产业的发展，这在欧洲已有先例。如果转基因水稻不突破，在蔬菜里就无法应用。
2005年，媒体广泛报道的转基因水稻“泄露”事件，被业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汕优63的命运。
华中农大做了两次生产安全实验，从1999年申报到2009年底，中间间隔了11年。初选育的汕优米，在当年是杂交稻的优质品种，具有高产稳产的特性，唯一特点是口感不佳。但在11年之后，这个品种已经要接近被淘汰了。新的品种层出不穷，江夏区农民的感受最直观，就是抗虫米不如别的米好吃。
“但其实不是B t基因的问题，是品种的问题”，张启发团队的成员告诉本报记者，很有可能他们会抛弃汕优63，选育别的Bt转基因米再最终推向市场，避免转基因稻米一上市，就给消费者留下口感不佳的印象。
实际情况是，汕优63在书架上放了十多年，已经没有市场价值。黎志康说，他们还要选育新的品种，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而汕优63的获批，将加快其他品种的报批速度，令他们跳过安全证书的多个审批环节。转Bt基因一旦获得批准，便意味着Bt基因就可以被全国的水稻育种家拿来用，可以迅速扩散至全国，甚至野生稻的种植区。除了毒性，对生态的影响，这也是环保组织最为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