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李英表示，拉斯克奖评委会这次“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当时由全国523 办公室领导的数十个课题组都划归屠呦呦领导了”。而苏新专则提到,从青蒿到抗疟良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应该是因为， “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这仅仅是一场美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中式集体主义的交锋吗？“文革”时期的科研工作方式就是只有集体没有个人，论文也几乎不标明个人作者。饶毅就曾指出：如果先发表乙醚提取的文章以后再共享，她的研究小组也应该会先发表钟裕容纯化获得青蒿素晶体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应该建立屠呦呦小组的发现优先权”，这样，争议会少一些。